三、参与、互动及场景共同体的形成：以微信红包为例

就本文论述的以春节（春晚）为主要场景的“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主要是微信）为其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互动平台；微信红包则具体实现了成员之间参与、互动，这种参与互动主要目的在于以娱乐的方式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而春节（春晚）作为重要的场景，则成为激发社会成员共同情感，连接社会成员参与、互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形成“场景共同体”的一种外部机制。

(一)以春节(春晚)为主要场景的纽带作用

任何一种媒介，其发挥作用一定是与现实条件相关联而产生的。社交媒介引导成员的参与、互动最终形成共同体也一定是和现实场景相关联的。而场景，一方面为社会成员的互动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场景又规定了在场景中的社会成员和行动者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价值立场和观点信仰等深层次因素。春节（春晚）就是这样的场景。

从时间的维度上讲，春节本身是旧时间的结束和新时间的开启，它蕴含着人们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人们将自身的活动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内，形成一段时间内大范围的交流和互动。同时，从空间上看，春节作为一种习俗、一种节日和一种文化仪式，它起到的是在空间上对社会动员的作用。而这种社会动员的力量在于春节尤其是除夕意味着一年四季出门在外的人能够回家，意味着团圆。而分属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无论多远，回家团聚总是一种期盼。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大规模的人口空间活动得以实现。

从春节场景本身所具有的规定社会成员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立场的角度看，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具有一种感召力量，它召唤所有的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人（中华儿女）从天南地北回到家中，同时也回归、参与这一场民族共同的仪式。而作为个体，受到春节这一文化场景的召唤，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远方的人回家、购买年货、送红包或者亲朋聚会。这些具体的行为都因为春节这一场景而成为可能。因此，一定程度上，作为场景的春节实际上作为一种纽带，调动了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中华儿女的参与和行动。而这也为社交媒体在这一场景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外部条件。

(二)微信红包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引导用户参与互动

在以春节为场景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春节微信红包主要是以微信这种社交媒体为平台进行传播，从而引导社会成员参与互动，最终通过以娱乐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习俗）和共同情感的体认实现场景共同体的。

1.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的特点上，而如果是研究者，就应该看到这一新事物与旧事物的联系及其环境的变化对人或事件如何发生影响。[19]3而微信红包就是这样一个新事物。但是，微信红包又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新事物，它是以新的传播技术为依托，以春节为场景对传统春节文化元素的开发，而这有利于激发用户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情感的延续。由此，用户即使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处于一个“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

例如，在传统的春节中，送红包是一种习俗。现今的“压岁钱”在古代传说中是镇妖祈福的压“祟”钱，到明清时候则成为用红色绳子串起来的铜钱，民国时候开始用红色的纸包裹，而现在，红包出现在除了春节之外的更多的场合，例如结婚、孩子满月、生日、乔迁新居等等。在送红包交往活动中常常蕴含着长辈对晚辈、朋友之间和同乡之间的美好祝愿。而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微信红包则是对传统红包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这样依据新的传播平台社会成员依旧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参与和体认。例如，依托微信平台，微信红包的派送突破了时空限制。无论是身在何地，只要有网络，只要微信账户有钱，就可以为你联系的任何人派送红包。由此，社会成员通过对微信红包的使用，使得其进入到传统的面对面送红包的春节场景中。

2.参与和互动：微信红包的技术设计以及平台的互动性。就微信本身在春节这一场景中的表现来看，其作为社交媒介进行的微信红包传播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而非传递信息。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20]28,在这种“神圣典礼”中，社会成员被微信红包以“共享”“互动”“游戏”等方式纳入其中，形成基于文化场景的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微信红包的技术特性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就微信红包本身的技术特性来看，其产品简单易用，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用户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开微信红包，选择普通红包或者拼手气群红包，设置红包个数和总金额，然后将其推送到相应的个人或者微信群中就可以了。至于收红包，更简单，只要点开，然后拆开红包就可以完成。这种简单易用的产品特质使得任何有兴趣使用微信红包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社会成员在参与的过程中，实际上是重复着以往的以面对面进行的红包派送和接收的体验。在这种重复体验中，社会成员获得的是共同的关于红包的记忆和情感。

其次，微信红包也具有社会特性。其中，最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和游戏性的是拼手气群红包。拼手气抢红包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仪式。红包用户只需要设定总金额和红包个数，至于谁抢到多少是通过随机分配进行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却调动了用户的参与性。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一个“人品”和“手气”比较的过程，每一个参与的用户都会因为自己抢到红包的大小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变化。同时，用户也有可能将自己抢红包的结果分享出去，使得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样，微信红包的“抢”“发”以及“晒”实际上是对传统的面对面送红包和收红包这一春节行为和仪式在移动社交媒体中的延续。这在增加社会成员（微信用户）的活跃度、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形式的认同，是对收发红包产生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的体认。因此，从这一场景来看，社会成员在发送微信红包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体认和共享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一种与族群、社会、共同体的精神沟通”。[21]70

再次，微信红包与春晚相连接，形成了全面参与、互动的共同体。微信红包通过和春晚联合，实现了跨屏互动。这种互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春晚这一场景新的参与途径和方式，而这种途径和方式又提高了成员的参与度。根据著名艾媒咨询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手机网民参与“春节红包”活动调查报告》显示，在这次春节红包大战中，受访手机网民76.4% 参了微信红包活动，61.3% 参与了手机QQ红包活动，57.2% 参与了支付宝红包活动。[22]这说明，大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微信这一社交媒体参与到春晚这一场景中。与此同时，微信的“摇一摇”功能为社会成员参与春晚实现互动提供了“入口”。只要用户通过微信“摇一摇”就能够参与到春晚中，根据统计，微信在央视春晚的直播活动中通过“摇一摇”功能总共发送高达5亿元的微信红包，尤其是在22: 30，“摇一摇”红包发送达到了最高峰——1.2亿个红包，这是2014年除夕夜峰值的4800倍！而总次数的峰值达到8.1亿次/分钟。[23]这都表明了社会成员通过微信而达到的对春晚的深度参与。在这种深度参与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强化了自身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通过跨屏互动参与到春晚的场景中，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相似性又强化了成员之间的身份、文化和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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