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引言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媒介又塑造着社会的形态。媒介技术及其使用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1]33对此，郭庆光教授指出，所谓媒介即讯息是说，任何一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并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作为一种技术，其为社会发展开创的可能性。[2]118而正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为社会成员通过媒介参与社会形态的塑造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

就媒介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媒介本身作为一种参与社会现实建构的力量，其为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当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3]一书中提到所谓民族只不过是一种通过印刷媒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论述了“共同体”和传媒之间的关系：传媒是共同体得以产生的手段和路径，传媒通过自身的力量，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共同体”形象，而这种“共同体”建构的方式是通过“想象”。这种人为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无疑给人们提供了看待民族概念的全新视角。[4]73但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新的媒介造就的新社会形态，必然深刻影响着传统“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方式。[5]35本文分析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体提供了何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又是如何使得共同体建构的方式由“想象”到“参与”转变。同时，提出了“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个案来论证微信红包是如何以春节为“场景”，以社交媒体（微信）为平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用户）的参与和互动，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最终形成以“场景”为主的“场景共同体”的。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提出

（一）关于“共同体”的文献综述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目前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主要从共同体建构方式和共同体类型两个维度进行：一方面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来看，以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共同体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6]15例如，滕尼斯将共同体称为“礼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我们”或者“我们的”意识，而成员之间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传统为纽带进行维系的。[7]340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建构论学者则认为，共同体是“人为建构”的，是想象的。他认为共同体就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4]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论述道：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以小说和报纸等印刷媒介为其形成的条件，而小说和报纸则为其形成提供了路径。[8]102而中国学者雷蔚真和丁步亭则认为，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共同体建构的方式将从“想象”到“行动”。而这一转变的出现是由于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造成的。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传媒会影响到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平台形成的建构共同体的方式，“在这种信息化资本主义以及电子媒介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印刷科技的想象的共同体面临着瓦解与重建”最终导致网络媒介中的“共同体”进一步与传统的“想象的共同体”分道扬镳。[5]本文则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往的媒介构建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新的平台和新的方式。关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由最初的“自然而然”到“想象”再到“行动”“参与”和“互动”。

从类型来看，目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主要将其分为地域性类型（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和关系性类型（宗教团体、种族、社团等社会关系和共同情感），[9]20同时，功能性共同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就地域性类型的共同体来说，最主要的学者当是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帕克对共同体和社区的英语词汇“community”的解释为：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三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20这强调了共同体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以及成员对地域的依附性。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别从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共同体的类型。例如，涂尔干用“机械团结”表示共同体。韦伯在论述家族共同体的时候指出，家族共同体是在严格的个人尊卑关系基础上形成的。[10]706此外，功能性共同体也在近代诞生。功能性共同体主要强调它的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9]这种类型的共同体主要有科学共同体[11]60、法律职业共同体[12]76和知识共同体[13]123等。本文试图进一步提出“场景共同体”概念，主要用于阐释基于某种“场景”的具有一定社会参与和互动关系，以及具有共同情感、价值观念和信仰等因素的成员而形成的共同体。

（二）“场景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场景”是传播主体进行传播活动的空间和外部条件。传播主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要受到场景的制约，因此，场景则构成了他们进行传播活动的“心理场”。 [14]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增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15]20 就场景本身来看，在新媒体时代，场景可以被分为实体场景和虚拟场景。前者主要的形式是事件（包括仪式、习俗、民俗、节日和具体的事件等），后者则主要是指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场景，比如游戏中的场景。本文论述的场景主要是指“事件”场景，比如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习俗（民俗）和节日的场景。因此，这些场景一方面为传播主体的活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心理场”，另一方面，基于场景的服务和活动本质上都是对“用户”（社会成员）的服务。

基于场景在社交媒介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认为，它是指因场景的产生（出现）、发展、消失而产生（出现）、发展、消失的基于社会互动关系和共同情感、价值、立场、观点或者信仰等因素而产生的文化或行动共同体。

就场景共同体本身来讲，它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三点：场景本身、因场景而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以及共同情感、价值、立场观点等，它既可以出现在场景产生之前，也可能因场景产生及其共同体的形成而强化。具体来讲，就场景本身而言，场景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它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也为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的产生以及共同情感、价值和立场观点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就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而言，它一定是因某种场景的存在而存在，因其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可以说，没有某种场景，那么这种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就难以产生。就共同情感、价值、立场和观点来看，一方面，既存的共同情感、价值等因素因某一场景的出现而被触发，为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心理指向；另一方面，某一场景的出现以及在该场景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一既存的共同情感、价值和立场观点等。

同时，就场景共同体本身的特点来说，因为其依赖的前提条件是场景本身存在，而场景本身并不是一个持久的存在物，这一点对于事件类场景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它又具有临时性特征，它随着场景的消失有可能消失。但是，当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这种临时的“场景共同体”就可以被重新唤起。因此，场景共同体是一个能够召唤“集体记忆”的共同体。例如，因春节而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随着春节的结束而消失，在下一个春节又重新形成；因环境事件这一场景而形成的共同体，如PX项目引发的民众行动共同体随着危机的解除而消失，但是当下一场类似的危机出现时，这种共同体又会形成，并且因为上一次危机而产生的集体记忆又在下一次危机中被重新唤起。

值得注意的是，“场景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具体形态实际上本身并不是为移动互联网的产生而产生，最早的场景共同体是由原始社会巫术、祭祀等类似的仪式场景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情感和文化信仰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则成为最具有组织性和规模性的场景共同体。而当代社会，除了仪式性的场景形成的场景共同体之外，还有诸如因环境事件而形成的特殊场景共同体。本文旨在论述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为这类“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互动平台。在这样新的媒介环境下，社会成员是如何通过参与和互动而非想象的方式，在场景这一因素下促成共同体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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