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另类媒体《女声》的内容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

《女声》从2009年9月开刊以来，是以每周一期的频率进行发行的，但从2013年基本改为每月一期。本文在抽取《女声》的样本时，采取从2009.9——2014.5时段中，每月随机抽取一期样本的方式，其中排除一些如新年特辑等专题性较强的样本，最终共选取50个样本。

（二）对《女声》中包含的栏目进行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测量电子刊物《女声》中的栏目分布情况，并对重点的栏目进行内容分析，这其中包括3个变量：即重点栏目的讨论对象、讨论相关话题、讨论相关女性主题。这两个变量的具体测量与编码方式如下：

讨论对象：性别分布（男、女、性别少数者（LGBT））

讨论的话题：经过对文本的分析，《女声》中的重点栏目《专题》对与女性相关的多方面社会话题展开了讨论，囊括了法律、政治、商业和社会等各个领域。

讨论相关的女性主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包括了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 。在本文中，文本中讨论的女性主题被归在刻板印象、性别歧视、性别压迫以及身体和物化等方面。

从抽取的《女声》的样本中来看，《女声》的栏目（表1）分布较为丰富，但显而易见的是，其中的“专题”栏目成为其作为另类媒体的主打，这也是最能体现其编辑观点和意图的平台。这也印证了该组织声称的一些理念：“女声基本不守‘平衡报道’（指报道争议多方的观点）、‘第二落点’（指以多位采访对象的观点相互印证）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道规则。我们不扮演大众媒体般的全知裁判角色，本身就是辩论的一方。”

除了“专题”（100%）外，较为固定和常见的栏目则为“国际”（68%）、“世相”（60%）和“媒眼”（60%），这其中“国际”和“世相”栏目分别采纳了国际和国内有关女性的新闻事件，而“媒眼”则是较为有特色的栏目，也与“妇女传媒监测”初衷不谋而合，即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待大众媒体中对女性的报道，一般是以批判的视角来发现媒介可能对女性报道的偏差或者问题，如其负责人所谈及“（女声）不但是民间组织独立发声的阵地及与公众直接联系的渠道，也是对大众媒体的示范：应该如何报道，可以怎么报道。”这一表达将《女声》与普通的大众媒体区别开来，其另类的特性不言而喻。

“来论”、“微音”（20%）则都是读者评论类的文字，“来论”一般是读者的来信，“微音”则是来自微博上的读者对女性议题讨论的节选，这两部分的存在代表了《女声》与读者互动的期望；“编读”（24%）往往是编辑者对读者说的话，无论是征稿还是招纳志愿者都在有所体现，总体来看，这三部分构成了《女声》和读者互动的平台。读者的声音在《女声》中被较大程度的呈现，这是作为另类媒体的一大特点，即读者也成为此媒体的主体，颠覆了一般主流媒体的层级结构，而是趋向于集体合作，鼓励参与式的传播。

从表2 “专题”中讨论的对象性别分布（表2）来看，除了5篇不明显涉及性别话题外，有41篇讨论的对象都是关于女性，可以看出《女声》的定位即由女性讨论女性话题，目标受众仍为女性读者，整个传播流程关乎的都是女性的议题。这与大众媒体试图影响大多数人的目标完全不同，更进一步说，“另类媒体组织在空间结构上不同于且独立于社会上的商业机构，因为其生产的意义不在于将受众打包出售给广告商从而带来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打破主流媒体体制内既定的垂直的社会关系。”（Albert Michael,2004）相比起来，《女声》报道领域的单一性，不在于获得读者高的“点击率”，而致力于开辟一片主要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领域。

从“专题”中各个话题类别（表3）的占比来看，女性主义和社会话题（30%）以及女性主义和法律话题（18%）的讨论频率相对较高。其中女性主义和社会的话题主要涵盖了社会中的就业歧视问题、家庭暴力问题、性骚扰问题、剩男剩女问题等；女性主义和法律的话题主要讨论了在处理家庭暴力方面我国法律的漏洞以及执法的不力等问题，并且也以一定的篇幅针对《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和《婚姻法》的新条例进行了较为专业的解读，从而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另外，“参与式话题”（10%）是由《女声》定期发起小调查引导读者的参与，如《“三八”节，要&不要大声说出来》或是《身体政治在线：“裸照反家暴”活动述评》等，凸显了另类媒体强调媒介接收者成为互动参与者的特点。

在“专题”中讨论的女性议题（表4）来看，主要集中在“性别压迫”（42%）和“性别歧视”（20%）方面，性别压迫议题主要包含了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方面，2011年9月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庭暴力丑闻曝出后，家庭暴力被公众更多层面的关注，成为女性议题的热点。据《女声》主笔吕频所言（2011）“第94期的《“疯狂英语”李阳被指家暴》是比大众媒体更早地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另类媒体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大众媒体更及时、更鲜活的反映事件。性别歧视往往与刻板印象相联，大众媒体对性别“贴标签”式的再现，使得女性往往被认为应是“柔弱的”“依附男性”的，《女声》讨论性别歧视的议题，对社会中具有歧视性的现象进行批判，试图将女性形象回归到本原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商业化进程的加速，在商业等领域，利用女性“弱势地位”的现实，以实现女性身体更完美达到“取悦”男性为噱头，将女性物化、商品化的现象屡见不鲜，也是不良商家屡试不爽的伎俩，其背后暗隐的“男强女弱”的意识形态思维是《女声》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女声》50个样本中，有5篇专题讨论的议题与女性无关，而是涉及到了公益事业甚至春晚等话题，这些话题虽然脱离女性主义的讨论，但与女性主义的核心思维一致。正如《春晚小调查——我们不仅在顺应》的题目，此女性组织倡导“平等”的理念贯穿了始终，即在处处都应有“不仅在顺应”的态度，尤其在男女关系的领域，应不顺应“男强女弱”的传统，而是应倡导“男女平等”。

（三）《女声》“专题”栏目中的议题案例分析

除了对《女声》中的各栏目分布情况及整体结构进行篇数等的量化分析外，针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专题”有必要进行质性的诠释和评析。本文抽取李阳家暴事件作为相关案例，比较主流媒体和《女声》报道内涵的差异。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一经其妻子Kim在微博上的曝光，立刻引来众人热议，然而就此事件的报道，各个媒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就主流媒体而言，大多选择“客观”、“公正”的立场，虽然多数皆以批判李阳家暴为主基调，然而对其中的性别压迫问题并没有做过多的讨论，甚至一些媒体在述评中，也融入了李阳的立场，看起来是对其家暴事件的开脱。

上海的《东方早报》对李阳的道歉报道凸显出了媒体极强的客观公正性，一则《李阳微博致歉孩子 未提家暴》的报道，侧面显示了媒体是站在批评李阳的立场上的，然而全篇引述各方消息源，并未明确强调媒体的立场，其文末内容 是：

由于李阳一直未正面回应“家暴”，其公众形象已经大打折扣，有网友留言称，“李阳居然还能教我们怎么教育小孩，家庭经营成这样，让我们怎么信服呢？”

李阳疯狂英语的前同事赵亮在其微博中称，“相信李阳老师会给出合理的答案。”（东方早报，2011.09.07）

相较于《东方早报》的报道形式，人民网的报道带有强烈的观点，看似是对李阳家暴的批评，但文中却不乏对其家暴寻找理由，文中 称：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名人的光鲜亮丽背后，也不乏生活的酸甜苦辣，李阳用一个“熬”字形容十多年的婚姻，可见其真实生活状态。然而，纵然有苦衷，纵使很冲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三个孩子的父亲，疯狂地对妻子施以暴力，总归是突破了底线，说破大天也说不过去。（人民网，2011.09.19）

文中提出李阳在婚姻中也有“苦衷”，是在“熬”婚姻，这给他的施暴似乎找来了一定的理由，而记者的措辞也颇为暧昧，用了“总归是突破了底线，说破大天也说不过去。”来评价他的家暴，显然只是对其家暴进行了轻度的批评。而之后的论述更是把此事件中的性别压迫问题转移到了“名人效应”上来 ：

李阳不是“一般人”，头上顶着“教育专家”“青年新锐”“名誉校长”“成长大使”等众多光环，不仅教英语，也教家庭教育，肩负公众信任与期待，理应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一面在台上对受众大讲家是充满爱与宽容的地方，一面回到家里大肆上演“全武行”，偶像在“还原”中倒掉倒也罢了，关键是这种强烈的反差，在李阳及其教育机构的影响力下，对公众心理和社会价值观带来冲击，其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人“喝酒打老婆”的家庭纠纷。可见，公众人物的私德私行，也关乎社会责任，公众固然需要有包容理解之心，但名人自己绝不能放任自流、无所顾忌。（人民网，2011.09.19）

这种避开“家暴”本身，而转而谈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问题，显然丝毫没有站在女性立场，而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整个事件进行中立而宏观的评价。

《女声》在此事件的报道中，立场鲜明，展现了其主体性，在其第95期，发表题为《家暴终道歉 李阳能否自救》的报道，梳理了从事件爆发到李阳道歉之间当事人李阳和Kim分别向公众发表的内容，以及引述了一些能代表《女声》立场的网民观点，并在文中特别指出，李阳的家暴行为并非如一些媒体所言是“心理问题”，文中提出：

第一，李阳不是“冲动控制障碍”患者……第二，李阳殴妻的动机，是控制妻子以维护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第三，心理咨询没有止暴功能。如果家庭治疗没有止暴功能，什么能帮助李阳改变暴力的沟通方式？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由法院通过民事保护令，强制施暴人参加施暴人认知和行为矫治小组，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方法。（女声，2011.09.05）

显然，《女声》在此事件的报道中一直围绕的只有“家暴”一个问题，并深层次的讨论李阳家暴的原因和如何制止家暴的措施，措施的探讨也经过了考量，而非像一些媒体只是简单的提出心理矫正等表面化的方案。在此事件的报道中，即使主流媒体象征性地、表面化地都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但其“客观公正”性以及背后可能隐含的男权价值观，都使得女性在此性别压迫问题上的弱势地位被削弱。

另类媒体作为一个游移的概念，与其所对立的主流媒体，往往因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偏差，因此另类媒体在各种语境下的内涵也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有言另类媒体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不是取代主流商业媒体，而是通过每日自主传播的实践挑战媒介商业集中化这个符号现实”（Langlois Andrea& Frederic Dubois, 2005）若将此认识置于中国本土的语境，那么《女声》存在的意义也不是取代其他媒体，而是在自主传播中成为主流媒体声音的补充，并不断挑战主流媒体中男权意识形态的符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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