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结果

一. 政府话语框架

从总体统计结果上看，政府最擅于运用政府责任框架（27.3%）和蛊惑与教唆框架（24.2%），《茂名日报》和“茂名发布”各自的数据也显示出这一特征。

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网络平台，政府偏爱通过政府责任框架来凸显其工作态度及作风。例如，政府常常强调“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并表示将会与群众“积极开展对话”。此外，政府责任话语中采用了服从政府管理的公众角度来试图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2014.4.2《市民：政府回应令我们心里有了“底”》一文称市民“相信政府会公开透明地开展工作”、对于政府的承诺“心里有底”、“踏实多了”，侧面体现政府责任。在蛊惑与教唆框架中，政府将群体性事件归因于一小拨群众的惹是生非，多用类似于“挑事分子”、“不法分子”等词语定位反PX群众，以“鼓动市民”、“混水摸鱼”、“借机闹事”、“居心不良”等描述他们的行为。

其次，经济框架（21.2%）与生态框架（18.2%）也受到政府的青睐。这两类框架在报道中常常相互涵盖，政府将两类框架相结合以体现PX项目对社会发展的好处，包括其经济利益与低生态危害性。不过，《茂名发布》中11篇经济与生态框架报道中共有8篇发表在2014年3月31日之前，这说明PX项目的社会敏感度早已被茂名政府察觉，借鉴于以往的反PX游行，政府一直持续宣传PX项目，基本以每天一篇的产量试图向茂名公众解释与强调PX的经济效益及低毒无害。相对来说，“茂名发布”的经济生态框架明显减少，经济框架0，生态框架2帖。

最后，政府的话语基本未涉及到事件过程框架、公民社会框架及后续解决框架三类。

（二）公众话语框架

公众话语中的冲突框架指公众将自身利益的诉求转换为对事件责任方的不满情绪上，话语极具冲突性、缺乏理性。经统计发现，此次事件中，冲突框架占比最高，185条，达52.9%。群众对政府的表现产生愤怒、极其不满的情绪，类似于“腐败政府”、“垃圾政府”这样的冲突话语在评论中时常出现。然而，并非所有公众反映激烈，小部分公众呼吁双方的理性对话，心态平和（呼吁框架2.9%）。

其次是政府责任框架，占比16.9%。政府责任框架中，公众话语呈现出较强的负面性，包括群众问责政府的决策程序、拷问政府的民意体察、指责警察对群众的暴力性镇压等。这些问责充满了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群众多次提到“政府失信”问题，与之对应的是道德框架(2.3%)。

求实框架（8.6%）也是公众话语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与政府的信息审查与屏蔽（审查框架2.9%）有一定关系，也能反映为事件过程框架（2%）比例之低，极少部分公众能透露事件的真实信息。

另外，公民社会框架、经济生态框架鲜被公众提及，然而当使用关键词“茂名”、“PX”，直接在微博上搜索相同时间内茂名地区的公众微博时，会发现民众对PX的安全性及权利意识的呼吁等讨论十分热烈。这可能源于研究中的公众话语选自政府微博的评论，政府议程的设置导致群众聚焦于“政府工作”本身。

五. 成果与讨论

(一) 结果讨论

1. 政府的“蛊惑与教唆”与公众的“冲突反应”

由上文可知，公众话语中最突出的是冲突框架，而蛊惑与教唆框架在政府话语中占到较高的比例。从话语的角度上看，双方的立场有所对立。公众话语“垃圾政府。为何不将你们自己人抓来打。只会欺负自己人”、“它们杀人叫误伤，人民自卫叫犯罪”和政府话语“挑事分子带头向警察仍矿泉水瓶、鸡蛋等杂物”、“居心不良”、“唯恐天下不乱”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构成互相指责的局面。政府一再强调群众“暴力运动”的非法性，甚至渗入了阴谋论，而公众则认为政府的“硬性维稳”于情理不合，孰是孰非难以分辨，双方的立场渐渐僵化。尽管政府的话语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但研究表明，在群体性事件面前，当政府采用“控制封闭”及“单向宣教”的沟通方式会引起公众的反驳、抵抗与不信任的心理。[34]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政治信任的构建。

2. “经济生态框架”只用在事件前期的宣传

《茂名日报》3月31日之前发布了一系列的“经济生态框架”报道，但31日以后仅有3篇。官方微博“茂名发布”仅有的两条“生态框架”微博都在31日之前发布。尽管公众话语中的生态框架（8条）数量并不多，但“污染”、“毒性”等词语在其他框架中也被多次提及。自2007年厦门反PX事件开始，全国上下涌起了PX毒性的探讨，就算许多专家出面澄清PX的“低毒性”，公众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剧毒、高致癌物”上。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正是PX项目的风险性，而研究发现政府只做了前期的宣传铺垫工作， “辟谣”并没有随着事件的升级而继续，事发后政府并未从源头上消除公众的忧虑。一项政策的价值体现在其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当政府的政策推广话语不能以公众立场为立足点，政策价值的合理性就会遭到破坏，公众难以信服，政治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

3. 政府不力于“事件叙述”，公众苦于“求实”

政府话语却很少有事件过程或细节的披露，缺乏还原事件真相的能力，但“求实框架”在公众话语中缺处于较重要的位置。在30个求实框架中，公众就事件真相和细节对政府不断追问，却基本得不到回应。这种话语协调性的缺失极大地损伤了公众的政治信任。一方面，事件过程框架能解答公众的疑问，公众的焦虑将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学者认为，对群体性事件作详尽、就事论事报道的事件过程框架能很大程度上消除蛊惑与教唆框架强烈的负面色彩。[35]政府在蛊惑与教唆框架主导中定义事件已令公众反感。当政府能及时补充事件过程框架，让公众看到政府客观公正的一面，能一定程度上抚平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增加事件过程框架，减少蛊惑与教唆框架的使用，与公众的求实框架结合，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才能重建公众的信任。

4. “政府责任框架”凸显，话语表达空泛

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框架均较倾斜于“政府责任”，这说明政府的角色和作为是群体性事件的关注重点。政府的民意调查、合法性决策、政策实施情况，甚至对公众的态度，都是公众十分关注的内容。政府只有在工作上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挽住民众的政治信任。政府将话语框架的着力点放在“政府责任框架”，与公众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思维有所契合。但在话语中，政府往往虚化了具体的作为，运用空泛的词语描述工作，如“拿出谋发展的热情来认真做群众工作”、“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市民意见再进行决策”等。从公众话语来看，他们要求政府接受民意、举行听证、公布环评结果，这些都是政策运行程序合法性的具体要求，而政府模糊的表达其实不能满足公众的实际要求。

(二) 结论

茂名政府在处理反PX事件时，采用传统媒体（如《茂名日报》）与网络渠道（如“茂名发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府信息的传播。尽管相较以往的反PX事件，茂名政府的辟谣工作与传播方式有一定突破，但其话语仍脱离不了传统的政府处理范式，且达不到政治信任的建构效果。

从传播渠道看，茂名政府的传播方式仍较局限于大众媒体。虽然政府同时通过微博新媒体传递重要信息，但基于微博时效快、篇幅短等特征，“茂名发布”在整个过程仅仅发布了13个相关微博，少于《茂名日报》的报道量。而且，微博内容基本属于政府通告，其他解释性信息很少见。新媒体已成为公众的习惯性信息获取工具与聚集平台，但茂名政府并没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辟谣、消除公众的恐慌。

从话语框架看，政府与公众框架存在脱离，两者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隔阂。“蛊惑与教唆”的话语思维定势与公众的反抗心理相互对立，公众话语充满冲突性。又由于事件过程框架的缺乏，公众只能通过群众间碎片化的记忆拼凑事件，缺乏客观性，这导致了公众的认识存在误区，可能进一步加剧对政府的误解。另外，就算政府与公众同样将话语重心放在政府工作上，但因政府话语的表达空洞无力，没有表现实际措施，政府政策的程序合法性与政府角色难以使公众信服。

面对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信息传播机制来应对。特别当信息与沟通技术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要素时[36]，话语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政府的话语应对则显得相当重要。鉴于此研究，政府应从公众话语中寻找其思维与认知，并建构出一套层层应对的话语机制，体现政府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及公众主体服务意识，从而挽回并构建公众的政治信任。而在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话语建构政治信任的前提是协调传统权威与网络新媒体等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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