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茂名反PX群体性事件的政府与公众话语框架对比，探寻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是否擅于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建构话语以降低政治信任被破坏的风险。研究发现，茂名反PX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话语框架与公众话语存在隔阂,代表政府的当地喉舌媒体及政府官方微博没能有效地利用政府话语协助构建政治信任。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Maoming’s Anti PX Ev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scourse fram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 get good commands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s and new medias 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the destroying of political trust in group events. It finally concludes that in the Maoming’s Anti PX Event, there ar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s and the public’s. The government didn’t make good use of the paper media and the new media of Weibo to help construct the political trust.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公众；话语框架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The Public, Discourse Frame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J]

一. 引言

本文以2014年茂名反PX事件为案例，对茂名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框架作对比分析，分析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话语框架对政治信任起到了建构、还是解构的作用。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总体信任水平跌破及格线，进入不信任水平，59.7分。此后连续几年，我国的信任水平一直处于“不及格”状态，直至2014年，才终于回归到“尚可信任”水平。[2]政治信任对社会信任水平高低有关键性作用。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贪污腐化等现象造成了社会信任之低，而近年来政府转变作风、反腐等行动则使总体信任水平略微提升。[3]与此同时，我国频繁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指向公权力机关，公众利益损失而产生激烈的情绪反应，这是政治信任危机的社会表现。

以反PX事件为例，自2007年起，类似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屡次爆发。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政府的处理方式均相对迟滞与腐朽。在厦门反PX事件中，官方话语中的精英话语意识明显，政府与专家的阐释偏向PX的物理属性，民粹化的网民多停留在PX的危害强度这一社会属性来理解，这种偏差造成了民众与官方之间的相互不理解。[4]昆明政府和媒体也多采用精英话语，看重PX项目的数据和危险几率，而群众的感性情绪却强于理性，更在乎风险与灾难性，最终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5]在宁波反PX事件中，政府主要使用“信任政府框架”以强调政府合理合法、尊重民意，并经常采用“维稳叙事”、“少数破坏分子叙事”及“理性克制的政府叙事”的表达架构，这种叙事方式站在群众的对立面，难以取得民众的信任。[6] 本文尝试从2014年茂名反PX事件的案例切入，从话语维度中探讨当代中国政府对政治信任的建构现状及效果。

二. 文献评述：政治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中的信任危机

（一）政治信任的内涵

罗素?哈丁这样解释“信任”，“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有理由期望你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在相关事情上作为我的代理人行事”[7]。但个体之所以“有理由期望”，实际上要建立在充分的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上，信任关系才有意义。[8]当信任拓展至政治领域，体现为信任主体（公民）对信任客体（政治体系）的态度或评价，反映为政治体系下的公民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和统治权威的资源服从程度”。[9]政治信任对政治稳定性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促进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10]

政治信任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论[11]，一为以社会资本为根基的文化论，受到道德、宗教、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例如，信奉新教和儒家学说的国家比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更容易提高政治信任程度[12]；对亚洲八国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相较于民主价值观，权威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更高。[13]二为制度论，其认为公众的政治信任评判标准是政治绩效，反映为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腐败问题、法律维护、经济状况、人们生活满意度、政治效能感等。部分研究发现，政治信任中的制度因素产生主要影响，文化因素尽管一定程度上刺激政治信任，但效果不显著。[14]

（二）中国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对地方公权力的反抗

中国的政治信任形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人格信任，即在领袖崇拜主导下的信任。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以及人们思想观念转变，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机制逐渐消减，取而代之的是制度信任，政治绩效和制度成为政治信任的基础。[15]然而，当下中国仍处于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融合阶段。[16]

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主要受政府的过往声誉和治理绩效影响，这种容易摇摆的信任本身隐含着“感性和脆弱成分”[17]。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官本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数据造假等政务问题也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18]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信任还呈现出“差序格局”[19]，即人们对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却对地方、基层政府保持低信任感。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基层部门作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和民众直接接触，容易暴露政策与执行的缺点导致的。[20]

地方与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之低可以表现为近年来多次爆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于建嵘认为绝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均指向公权机关[21]，而80%以上的事件是基于公众的利益诉求[22]，公众对特定社会结构或状态不满，他们没有合法途径宣泄，或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损坏了政府的威望及公信力，这些因素激起了群众借机发泄与逆反的心理。[23]可见，群体性事件是由政治不信任导致的极端与不妥协行动，更由于政治不信任的感染性和弥散性，人们的愤怒情绪容易传染到他人身上，他们聚集在一起促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政府的信任建构研究

上文提及，信任建立在双方之间充分的认知与了解基础上。对政治信任来说，要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则应努力促进公众对政府及其态度、行动各方面的了解与认同。基于此，对政治信任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公众对政府的认知情况与信任状况，一为以政府为导向研究政治信任的建构方式。

从政府的建构维度看，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集体，通常以官方统一的渠道面对群众，这是公众了解政府的关键形式。以往，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和官方媒体与公众沟通[24]，web2.0时代到来之后，政府的对外沟通渠道更加多样化，政务新媒体成为连接公众的主流。[25]而无论如何，话语始终是政府与公众间交流的介质，话语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及内容质量、政府态度、责任承担意识及行为是公众信任水平高低的影响因素。[26]这对于我国从文化转向制度的政治信任同样重要。

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建设，政府话语研究多聚焦于政府的新媒体发布。以微博为例，学者认为当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时，政府权威专业的微博话语能及时补充事件真相、辟除谣言，缓解公共危机。[27]然而，现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政府仍局限于传统的信息发布逻辑，体现为敏感事件“失语”、重发布轻回复、缺少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以及存在传统的叙述语态等问题。[28]尽管如此，目前关于政府的信任建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的浅析，欠缺公众反应的比较研究，没能真实反映建构效果。

三. 研究方法

为解决上述研究缺陷，本文通过茂名反px事件中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框架比较分析，探讨政府的政治信任建构效果。框架分析考察人们在交往行动中怎么样遵循话语或叙事建构的某些具体规则。[29]进一步地，可以探讨人们如何运用话语符号来建构主观现实，确定议题的性质，使之赋予意义及行动。[30]因此，就本文而言，框架理论有助于分析政府与公众话语背后的主观心理及行为意义。

在茂名反px事件中，当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因此，将茂名市喉舌媒体《茂名日报》和官方微博“茂名发布”作为案例中的政府话语研究对象。另将“茂名发布”相关微博下的公众评论作为公众话语的研究对象，比较与探析政府话语的建构效果。

曾庆香和李蔚在解析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中的传播框架时，提出“蛊惑与教唆”、“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及“高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31]前两类话语框架属于单向度的报道方式，而“高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则注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元素，承认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相对呈现一个完整的认知框架。根据曾庆香和其他国内外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框架研究，笔者归纳出以下政府话语框架类目表，如下。

另外，Sukosd等人就环保运动议题对新浪微博网友的话语框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可适用于茂名反PX事件中的公众框架中，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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