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舆论导向由“疾病治疗型”转向“健康维护型”

在传统的医学传播过程中，绝大多数事例都围绕“疾病”进行，其他方面几乎很少受到重视，“治疗疾病=完全的健康”的思路一直沿袭下来，疾病和健康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这不能归咎为医生有意误导和灌输的结果，因为有相当多的医务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患者的想法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随着医学界对公共卫生、身体健康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和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有很多新出现的情况无法再用“治疗”的眼光看待，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和泛化。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的病情讨论和治疗过程中，除有关疾病本身的分析，保健养生、生活习惯、性格情绪等非核心的内容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不起决定性作用，或者只具有一般作用的内容，如今也成为了对治疗疾病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如何传播健康和幸福的含义，更为恰当的治愈痛苦和疾病，构建了我们与健康状态相关的人生经验[9]。在过去，对健康的关注经常是以疾病为定位的医疗模式框架下进行的，治疗视角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且产生的结果更多的是负面的渲染大于正面的宣传教育，尤其对一些恶性疾病患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迫使他们不断的试图努力将自己和那些疾病所带来的污名化分开[10]。这种现象已然越来越多，依靠强制性的封堵是很难做到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承认这种事实存在的基础上，从将整体舆论导向由“疾病治疗型”向“健康维护型”转变这个思路入手，扭转目前存在的负面的舆论氛围，这种转变具有两个积极作用。

1.突出“预防重于治疗”的宣传，防范于未然

医学“泛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医学医疗术语和各种修辞已经大范围地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中，很多内容虽然模糊了医学病理学与日常生活问题之间的界限，但是这种模糊的过程其实也是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不断突破过程，“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和概念也随时发生着改变，我们需要意识到，“健康”比“疾病”更重要，它包含了和疾病有关的一切内容，同时也不限定于疾病本身，和它有具有连带关系的所有内容都属于其范畴之内，只有健康得到了根本上的维护，才有能抵御疾病的侵袭和治愈，不能等到发病，才考虑如何维护健康，因此，对如何预防疾病发生的探讨也应该成为和治疗疾病一样，甚至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当前有关治疗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论述中存在两种认识，“正常的生理问题也需要治疗”和“治疗决定论”。以前者为例，比如女性的闭经、绝经以及相伴的一些连带问题是女性生理特征的一个普遍正常现象，除少数特例之外，其他情况都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绝对的疾病治疗领域中的问题，但是有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专业人士的分析经常会营造一种“身体健康中潜藏的危机”、“器质性疾病发生几率增大”、“造成严重伤害”的氛围进行渲染，解决的方案多半都是强调用专业的药物或者技术手段。用治疗疾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而后一种情况表明，有一些已经得病的患者或许会对医生从预防的视角分析病情不满意，认为其他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谈论以药物和设备为核心的”专业治疗视角“来分析，才感觉到踏实和放心。

实际上，以上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笔者提出的预防重于治疗的宣传模式对“正常的生理问题反应过度”和“唯治疗论”思维这两种错误的认识具有积极的调整和修正作用，因为对于前一种情况来说，确实没有必要用治疗疾病的观点来看待女性生理的正常现象，除非真的发生实质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只需要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这个事情的自然发生，做好基本的预防措施就足够了，不需要反应过度。而对于后者来说，这不是因为患者真的完全相信医务工作者的结论，只是因为过去旧有的观念固有的惯性严重束缚了他们观念上的更新和提高。所以这并不是在宣传治疗疾病不重要，而是认为，如果只是正常事情，或者仅仅存在可能性但没有出现，那就只需要提前做好基本的防范措施就可以，把疾病发生的几率尽可能地降低，不需要反应过度，如果是已经患病的群体，那这种调整和修正也完全有能力让其病情不再严重恶化，延缓病情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治疗治愈。突出预防医学重于治疗医学的宣传教育是对以往过度强调治疗层面的一种认识上的矫正，而不是一种替代和超越，所要表达的重点是这两种不同的医学价值体系应该互相提供支持，强调关怀与治疗同等重要，强调关注人而不是疾病本身，这种强调可以尽量的避免两者之间产生无意义的内耗和分歧[11]。

2.帮助患者从“疾病受害者”向“健康传播者”角色转换

笔者通过研究近几年一些反映强烈，受到患者好评的养生节目和寻医问药的互动访谈发现，很多患者在和医务工作者、参与观众以及网民的对话当中，对“良好的生活习惯对治疗疾病有效果”和“用各种其他办法应对病情”这两个主题的叙述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对“药物和设备进行治疗”和“对痛苦和折磨经历的回顾”的描述。更多的都是在说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诸如文体活动、性格脾气、饮食起居等，对疾病和遭受的各种不幸，被疾病折磨这类并没有过多的渲染，从他们表情神态和诉说的过程中，似乎感觉不到他们是患者，就好像他们也是医生一样，在向其他人传授如何治疗疾病的办法，他们在有关谈论健康、疾病和治疗的事情，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所使用的词汇和关注点比以往更加关注健康行为和不健康行为，更多的是根据经历而不是生理——甚至不是从疾病范畴来谈论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健康人，还是患者[12]。这并非仅仅是在重复性的传递一个普遍的道理，即：要有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保持心情好很重要。更反映出一种应对疾病的新趋势的出现：要超越医学范畴本身来思考健康问题，思考贯穿和交织在家人与健康专业人员、专业机构和家庭之间复杂的互动。要让自身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来评估和对自己的健康或者不健康的行为负责[13]，并促使患者在治愈疾病和追求健康的时候去探索适合自己实际需要的优先权利和价值[14]。

这并不是说患者可以“久病成医”或者完全否定专业医务工作者给出的建议和诊断，而是说患者会更重视对求医过程的监督，不再沉浸于疾病对自己的伤害，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重新恢复生活兴趣上，将医疗范畴包括在内，但绝不仅限于此，这样在探讨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时候，患者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会更多地联系到丰富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例如家和好友社交聚会活动。家是被患者经常提到的进行日常健康实践的场所，正是在这里，人们创造了各种营养、锻炼、休息和放松的模式，并不断地加强它，在这里完成与家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关系[15]。家也是除了医院之外，治疗疾病和保持健康的主要场所。在好友社交聚会活动，患者们不仅在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其他人传播正确的、经过验证的如何去维护身体健康的过程，他们不再仅仅被当做疾病的受害者看待，而且也会成为具有丰富经验的健康理论和实践的传播者。

一般来说，只有临床医务工作者、卫生保健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医学科研人员才有资格成为专业人士或专家，这些群体更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者的身份，用“健康传播者”来描述患者似乎不太恰当，因为患者在更多的时候都只是被医治的对象，最大程度上是健康消费者角色——是卫生保健药品和设备的的接受者以及为此付费的群体。这些词汇传统上都是医药行业的专有词汇，在其他行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前在各个领域被“医学化”的趋势和医学传播多重性的背景下，“健康传播者”这一术语的适用范围也需要被拓展。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这个词汇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和健康相关的其他活动，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都参与其中[16] ，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患者也会扮演或者承担一些以往医务工作者才能有的角色，对健康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享有的责任和权利也比以往更大，因为它再也不是只限于医务工作者才能享有的特权了。

四、路径结构由“单一窄化型”转向“综合多元型”

本文所指的“路径结构”的含义不是针对专业医学知识学习了解的信息平台类型而言的，而是从行业、学科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非医学学科和行业与医学专业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和融合分析，能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提供新方法。其具体发生的转向也是基于这个前提而进行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医学传播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对于专业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机构而言，他们获取医学知识的途径基本都来自医学系统内的学习和记忆以及实践，并包含着很多不言自明的惯例程序，而对于患者而言，了解的医学知识基本就来自于治疗他们的医生的解释和分析，医患之间对于医学知识的获得都指向特定的途径。而随着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道德伦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引入医学研究范畴，极大地拓展了医学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医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了一些无法用单一的医学知识解释，但是通过其他领域的知识可以解释，并得以解决的事例，使得有越来越多人发现，对“医学“、”治疗“、”健康“等核心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依靠医学本身，还可以通过一些非医学领域的知识解决。除了医生和患者之外，新闻媒体、网民、专家学者等群体也从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出发，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些非医学行业的知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确实有一些观点值得借鉴和参考，也在一些情况下，对医学治疗和决策发挥了影响，并开始被专业的医疗结构和医务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采纳。笔者认为，这些在过去被认为对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毫无用处的行业和学科，如今也构成了学习和获取医学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这表明，医学知识的路径结构正在由“单一窄化型”向“综合多元型”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个具体问题。

1.它是解决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

如何治疗疾病，越来越和其他“非医学专业”知识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影响，由这种“非医学专业”知识来分析判断专业医学治疗和决策的情况也开始增多，进而形成了一种“观点来源多元化”逐步替代“观点单一化”的治疗和信息沟通现象。其结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重新定义和审视专业化的医疗实践，以关照患者的精神需求以及进行人际交往的需求，例如心血管疾病不仅是生理疾病，也是属于情绪和精神层面的疾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也会发生变化[17]。这种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医患之间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最近几年，公众、新闻媒体和一些专家学者都在呼吁要把患者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反对只是把他们看成身体器官被分割和携带各种病原体的角色，他们需要得到认真的倾听，而不是单方面的接受医疗人员的说法[18]。这样的呼吁并非是新出现的情况，但是一直以来效果不佳，因为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机构虽然承认患者的感受和想法可以增加医患之间的良性互动，让患者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但是更多的实际情况是，公众经常被排除在专业性的讨论之外，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只能就自己的健康问题与专家进行着信息不对等的表面争辩[19]。

医务工作者所做出的一些常识性、诊断性结论，经常是基于以往累计起来的经验而确认，而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做出的独特的判断，鉴于医学本质上是一种“未知科学大于已知科学”特性，这之间是存在主观判断失误而存在一定的隐患，而由于患者不掌握相关的知识，多数情况下会被不假思索的认可，即使有争辩和质疑，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得不妥协，这种实际上从未经受或者没有经过公众仔细审查或认真甄别就做出的医学诊断造成了医学决策的假面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笔者认为，当运用医疗设备和药物进行治疗时，专家或者医务工作者不能只根据专业医疗技术知识作决定，还要拓宽研究视角，从其他领域中吸取灵感，比如可以考虑学习那些医学以外，但是对医疗针对有用处的社会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充分沟通后获得，而不是想当然地做出结论，应该把社会层面知识论题交给患者和公众进行交流和讨论，例如有关于器官移植和自愿捐献的过程中，医务工作者需要告知的不只是捐献者本人的生理器官状况（医学医疗专业知识），还应该向患者提供捐献人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家庭关系、工作生活等，把这个过程看作对生活、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整体描述（非专业性、其他社会知识），形成一个包含多元信息的、全面系统的反馈，进而上升到对患者价值体系的尊重和精神状态上的安慰。

对于患者来说，完全可以大胆地运用自身所在领域的非医学专业知识、其他途径学习到的适合自己的医学感悟或者其他人传授的经验与专业医务工作者就这个特定问题进行对话，在“专业”和“非专业”的观点不断碰撞和试错的过程中了解器官移植过程中的细节、医疗设备的性能和操作，也应该给予患者更多的信息资源，让他们在不同层面知识融合贯通当中决定他们自己的治疗方案，并构建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医学知识，而不是最终留下几句对器官捐献者本人的感谢而已，因此，医学医疗观点来源途径多元化的价值在于减少了“医学决策的假面性”情况出现的次数，还会尽可能地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给治疗疾病和恢复健康带来的阻碍和影响。

2.它对医疗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学习和获取医学知识来源的多样化趋势改变的不仅仅是医学医疗理论层面的观念、惯例和各种习惯，改变的还有医学医疗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模式，从更大的层面上促进了整体的卫生保健结构上的调整和变化。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时代——形式上虽然都是接受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诊断和照顾，但是其具体的很多行为正在发生变化，许多现代、先进的专业实践模式的确立，伴随的是其他有的时候和医学本身有关，有的没有关联的其他更加复杂的行为活动，它们都有可能疑惑会随时随地的融合在卫生保健实践模式和创新活动当中，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笔者提出它对医学医疗的创新和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评估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模式，并为其增加新的内容，破解农村地区医疗薄弱的局面，极大地缓解大中城市医院面临的庞大的看病群体所带来的沉重的负担；二是能够对新形成的实践行为和实践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使得医学医疗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对一些特殊群体、个别案例的处理上更有实效。

就第一个方面具体来说，新中国解放后，有很多地区一直流行“赤脚医生”为群众看病的医疗模式，这种方式看起来落后且古老，但是它根植于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它也是作为中国特色友好医患关系的重要依据和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赤脚医生”基本被取消，但是笔者认为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应该重新评估“赤脚医生”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在那些医学设备众多、医疗环境优越的大中型城市城镇地区，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在那些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落后，生活质量差，尚未解决温饱等无法享受城市医疗医学待遇的赤贫地区、落后地区、偏远地区，赤脚医生还具有相当的存在价值，让这个传统的角色群体带着各种最新的观念和技能，重新回归这三类地区是有效地实现在暂时没有条件和环境学习现代化医学医疗知识，掌握现代化医疗技能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习得新知识，形成卫生新观念的最佳途径，比如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很多农民工明知非法卖血是非法还为了钱铤而走险，明知道针头不能交叉使用还听信不法分子的谣言而导致感染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高空作业、多沙尘地区、矿井勘探行业患有特种职业病的患者群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等群体性的医学事件都已经不是单纯的医学知识和措施就能够解决的，必须要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入手进行调研，做好广大农村地区群众基本卫生保健知识体系的更新升级，及时纠正过去的偏颇和错误。赤脚医生有很多非常了解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群体的心理状况，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农民群体的一份子，他们与农民之间的“人际传播”比“深奥晦涩的专业传播”更有人情味和说服力，更容易被接受，如果再能够和现有的医学设备手段相结合，为赤脚医生注入更新后的医学理念，就完全可以成为国家正在推广建设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力量。

就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理想状态下的医疗实践模式是以友好的家庭医务工作者为模式。他们了解自己的患者，对于每位患者的问题都投入了个人的兴趣和时间，与患者确立了信任和友善的关系，而且毫无疑问地以患者的最大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动[20]。这种实践模式在对医患关系的处理上效果也为最佳，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因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个人的权利高于一切，这个核心信念反映在美国的历史、法律和社会习俗当中，对于这个公认信念的支持表现在卫生保健方面，就是官方支持下的患者自治，无论法律还是伦理权威都支持病人对自己的卫生保健有决定权，即使这些决定与医疗建议相互矛盾[21]。

从美国的医学医疗发展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到，新兴的医学实践行为和实践模式能够延续发展，并被一般民众接受和认可，是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是非医学事务能够影响和干预医学事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需要其他行业、学科的知识提供智力支撑和知识技能帮助的，单独依靠医学界的力量是很难解决全部问题。而且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具体国情都不尽相同，彼此可以借鉴其中有意义的成分，但是无法全盘照搬照抄，具体到我国的现实就医环境和就医条件来说，上述的私人定制式家庭医生卫生保健模式和患者自治问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兴起，只在少数医学条件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当中试水推广，目前还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不论路径结构如何发展和完善疑惑丰富多样，都不可能完全替代公共卫生环境下的专业治疗，它的价值在于在巩固既有的医学医疗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拓展了医疗实践行为和实践模式的深度和广度，这对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都裨益无穷。对患者来说，当面对医务人员的玩忽职守，责任心差；医患关系中特权的一方，不公平的压榨普通民众；在解决新技术新问题时出现的失察误诊；经济困扰与职业道德之间的对立；无法平衡家庭、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把压力转嫁到患者身上等一系列问题时，只要有上述的任何一种或者几种情况发生，那患者永远有自由、独立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卫生保健模式和治疗方案，替代自己不喜欢的治疗方案和医务人员的动机和需求，而不是束手就擒，任其摆布，而这在过去的年代里是很难实现，但是在当代社会的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医学永远都是“未知大于已知”的学科，尤其是当来自其他行业、其他学科的思路、实践模式、行为活动对医学进行渗透的时候，究竟能够对其他已知的东西产生多大的影响、正面和负面无法提前量化，不确定性居多，但是只要是根据客观规律、具有明显科学依据的、且经过经验性总结核实过的理论和实践内容，都应该以“对医学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的想法去大胆的尝试和接受。比如，对“艾滋病”群体关于感染未知病毒事件一直持续的讨论和“恐艾”这类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现象都需要跳出传统医学的窠臼，学习并糅合融入来自其他方面的新知识，采用新措施去应对和解决，治疗的针对性更强，说服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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