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实与掩饰

“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完全的先验地在理性中有其根源，而且，在最高度的思辨理性中之为真，这些道德观念不能从任何经验中得到，因为只是从偶然的知识中被得到，正是它们的根源的纯粹性，才使得他们堪称我们的最高实践原则，而且正当我们增加了任何是经验的东西，也就损坏了它的真正影响力。”[2]由此可见，真是人性中最纯粹最无杂念的品质，“真，善，美”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道德力量。影片中，不管处于任何语境中，汉娜都以真实的状态出现在公众视野，文盲身份设定与真实自我再现交互糅杂，使得人物形象愈加立体、饱满。在爱情滋润下的汉娜，真诚爱着米夏，三十六岁的汉娜依然会像恋爱中的小姑娘般任性，耍性子，情绪变幻无常，患得患失，与公共视野中中年妇女形象的建构相悖，人性中应有的平和，理性被替代为感性和不可理喻。其中，汉娜对米夏的爱亦是真诚而纯洁的。汉娜的扮演者温丝莱特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她的感情“因为害怕暴露她的不识字，她可能从来没有让任何人走进她的生活。对她来说，能够落在如此的境地，感受此种性质的亲密关系，在她的极限世界里被朗读声覆盖，从情感上她比男孩更需要对方。她真诚地爱这个年轻的男人。她不觉得不合适、色情、不舒服或者错误。她对他非常温柔。”[3]这说明在爱情面前汉娜呈现出来的是真实的自我。另一方面在法庭上受审的汉娜，对于法官的提问，她如实回答，没有一丝的隐藏，与坐在后排的其他大多数曾在集中营工作过的同党，汉娜表现出了人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法官问：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放走？汉娜回答：因为看守他们是我的指责，我不能这么做。汉娜无疑是正直的，没有隐瞒自己的罪行，这里的坦率无非是一种承担，一种面对。此外，在电车上班的汉娜，认真工作，忠于职守，也是汉娜对于工作最为真实的一面。

人性真实的背后，与之相矛盾的是隐藏在心里却不为人知一面。影片中汉娜在罪行面前呈现出来的是坦率与真实。然而，正是对于知识的敬畏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虚荣，让她承担下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罪行。法庭上，汉娜放弃自己书写的权利与证件字迹进行对比辨别，而在众目睽睽之下独揽下滔天罪行，看似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看似是智者的行为选择，实则为了内心的虚荣，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一方面源于自我文盲身份的自卑，其次是知识怀有的敬畏。这种敬畏就像尊严一般值得被尊重。然而，汉娜又是知识缺失者，她无法判断自我选择是否正确，面对罪行的承担，她只能拙劣地选择掩饰来隐藏自我“文盲”身份。“崇高是在规模和程度上都能激起敬畏之感的（太令人敬畏的伟大），它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以便用自己的力量衡量它），担当人根据自己的估计与它作比较而使人显得微不足道时，其带来的恐惧性又是威慑性的。（比如在我们头上的雷霆，或是一座高俊荒蛮的山岭）。[1]”再次，源于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不想自我文盲的身份展示在公众之内，成为毁害自我的一剂毒药。影片中，律师身份出现并掌握着事实真相的米夏，在法庭上并未站出来为汉娜洗清罪名，此举动不仅有悖于职责，也对之后并不圆满的生活埋下了伏笔。对于米夏的沉默和掩饰暗示着对汉娜深情的爱。作为汉娜的恋爱对象，一方面愤怒于汉娜的不辞而别而产生恨意，另一方面源自捍卫汉娜自我尊严的考证，作为爱人，米夏清楚地明白尊严对汉娜的重要意义。

三、角色与身份

影片在角色设置上，给予角色多重身份设定。汉娜作为一位普通妇女，纳粹集中营看守，双重身份给汉娜戴上了“施害者”“罪犯”“婊子”的一系列头衔。无可厚非，汉娜也是一名受害者。二战中，有许许多多像汉娜一样的平凡人，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却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做恶。这不仅是历史悲哀，也是人性悲哀，这一个个个体只是纳粹集中营中被操纵的一颗螺丝钉，缺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有无条件服从。在规则面前，反抗就是自我毁灭，只有绝对的服从。汉娜作为集中营的看守，看管犯人是自己的职责，她们也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然而，任何与纳粹有关的元素都逃脱不了人民唾骂，单纯的求生之道换来永远无法退去的罪名。从这种意义来讲，汉娜并非杀害任何人，却由于自己的“恪守职责”却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亡，也正是“角色意识”的悲剧，为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汉娜却成为历史的罪人。影片中，汉娜称：先来者要为后来者腾地方来解释为何要把一批批年轻的女孩眼睁睁看着去送死，在汉娜眼里，扮演好看守的角色是最重要的，这种“高尚的使命感吞噬了道德的判断”，也是影片力图实现的最大的宽容的理由。与此同时，汉娜另一身份建构，体现在与米夏的情感关系上，尽情享受爱情带来的温情。此外，作为一个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尽职尽责，以至于到最后由于业绩突出，被提升到司机办公室工作。不同的身份建构带给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的尽职导致背上“罪犯”的罪名，后者却是当今社会倡导的工作必备的素养。所有的结果必然引出一定的诱因，汉娜作为一名文盲，她是无意识的，所以只能是一个牺牲品。

影片中，对米夏的身份建构也毫无例外。少年时期的米夏沉迷于和汉娜的恋情中，他是一位“称职”的恋人。作为学生，他以逃课来换取与汉娜的亲密接触。学校，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然而，米夏从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逃避却乐意沉浸到两人的私密的狭小空间中去，可以说是米夏更倾向于情感中所承担的角色认同，对于“学生”的身份自己是逃脱的；作为律师，因为私情和道德，没能做到公正公开；作为儿子，父亲去世之后都没有回家，只是不想回来这座让他悲伤难过的城市，对于父亲的赡养他是缺席的，他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儿子自己应尽的义务。此外，他本身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但是他拥有着的是离异的家庭，女儿独身居住国外，对于女儿的成长没有履行作为父亲最基本的父爱。作为丈夫，他忘却不了汉娜的存在，无法融入夫妻感情中来。然而，米夏的身份缺席很大程度上度取决于汉娜，汉娜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迷雾。米夏完全活在汉娜的阴影下，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迷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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