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传媒业的知识生产中，商业资本使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媒介产品，同时受众也通过“生产性劳动”不仅仅作为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也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及技术形式的日新月异，这使得“使用者创生内容”的意义也超出了“消费即生产”的范畴，相较于形式的经济产值，受众对于传媒环境投入的完整意义也有待进一步阐释。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知识生产；媒体接触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中，传媒业的知识生产和媒介接触都受到商业资本的影响。商品化使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将劳动力转化为媒介产品，同时受众也通过“生产性劳动”在媒介产品的接触中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新媒体时代，传媒业的生产规范及新闻形态发生了改变，媒介使用者对信息的生产意义也随之变化。

一、打破脑体对立的“生产性劳动”

劳动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是价值的来源。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生存的必需。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转型中，劳动是其核心因素。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包含着社会活动的宽泛概念，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构建自我和历史。但同时，一种把劳动视为基本物质活动却又将它窄化为一种雇佣制度的理论，将导致传播、文化、语言、社会再生产等其他物质活动被认定为是建立在由劳动决定的物质基础上的非物质的、从属性的反映（极端者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1]。

1820至1830年代，手工业者作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劳动主体提出了“生产者共和论（producer republican）”作为斗争的武器。19世纪末期，劳心与劳力日趋二分，对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提出解开劳心劳力区分的钥匙是“生产性劳动”。在此之前，德裔皮革工人狄次根曾主张“思考”是一种“体能”和“劳动”的过程。另有部分论者也认为思索与言谈、行动与活力、物理生产以及体力劳役，都是“劳动”所包含的部分[2]。席勒通过将“生产性劳动”界定为“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涵盖了包括薪资劳动之外的家务及休闲活动。在他看来，除了知识性生产劳动，读者、听众与观众所从事的活动都是有偿或无偿的工作。该界定将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视为生产性劳动的过程，受众不再仅仅作为媒介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而存在，并且参与了媒介的再生产过程。

二、媒介知识生产：个人创造转向机械流程

商品化是商业媒介生产的重要环节。资本将新闻生产的劳动力转化为稿件，并与相关广告和文章进行产品组合。“讲故事的人”成为雇佣劳动者，以劳动换取薪酬。成套的新闻产品被投入市场，在资本获取剩余价值之后，再用于规模扩张或其他投资事业。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倚靠控制生产工具能够从生产者身上获得比薪资更多的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实现[1]。

媒介产业虽仍然带有强烈的行业、专业及工匠的传统，但同时它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转型。不可否认，产品构思在媒介产业环节中的重要性，使其对个人创造能力的需求成为媒介组织区别于其他一般生产行业组织的显著特点。然而，若只强调个人的创造就容易忽视商业化环境中的媒介生产过程，事实上不论生产过程发展得多么不平衡，媒介产业组织与一般生产组织的劳动过程越来越相似了。

对于传媒业内部结构和生产环节的考察，塔奇曼、甘斯等一批媒介社会学和组织传播领域学者分别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相关见解，详细指明媒介组织如何管理新闻生产的一整套流程。这些研究勾勒出原本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媒介生产过程被简化机械的程式化流程所框定，在科层制的分工结构中包括突发新闻的报道和特写稿件的撰写都变得有章可循。经过前期策划和预处理，媒介组织采用机械环节进行信息搜集、新闻加工和产品发布。这些学者在不同层面强调了媒介劳动的程式化操作，并使用丰富而充满细节的经验材料对媒介生产的“社会/技术”建构过程加以呈现，这被看做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在传媒业的知识生产中，涉及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现状在于一方面媒体从业人员作为雇佣工人，通过从事劳动生产媒介产品受到剥削；而另一方面，媒介生产劳动者往往又忘记了自身所扮演的剩余价值生产者角色以及“制度森严的组织化传播遭到特定结构的限制”，从而形成自我身份的虚假想象[3]。

三、媒介接触：从事消费性劳动的“受众商品”

传媒产品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特性，使得其劳动价值的实现呈现出多元化的进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在其发表于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受众商品”理论[4]。斯麦兹认为，大众传播的商品交换是在广告驱动下完成的，媒介生产最重要的产品并不是其加工发布的信息、图像、话语或思想，而是消费这些媒介产品的受众。媒介组织真正的商业目标是向广告客户售卖被集合打包的受众群体，换句话说，受众是商业媒体最根本的商品。在解释媒体组织与广告商的关联、受众媒介接触的测量甚至广电媒体的时段价值方面，“受众商品论”具有较大的理论阐释力。据斯麦兹的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时间都属于劳动时间。受众在使用媒介产品时，仍在用劳动创造价值，而绝非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打发时间，此种劳动最终通过对广告附加费用的支付来实现其价值[5]。在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受众的劳动并未获得价值补偿，相反还需要经济付出。

斯麦兹将受众的媒介接触劳动放在广告商、传媒和受众的互动三角框架中进行理解，其核心是广告接受层面的受众劳动。在产品购买决定中所消耗的时间属于受众提供的服务，通过收看商品广告，从而在自身观念中创造出需求并进行消费，这就是受众为广告商的投资所付出的劳动。在斯麦兹看来，这是广告客户与受众之间的联结点所在。

部分文化研究学者如费斯克在斯麦兹之后也曾提及相关概念。通过视受众为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者，强调了受众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反抗性。严格来说，费斯克等人的理解显然并未沿袭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路径。对于“受众商品”能否成立的问题，斯麦兹被批评者指出具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积极受众论者更是将量化实证的注意力放在“能动的人”上，以图证明受众作为传媒意义生产者具备自身的主动性。部分“受众商品论”的后继者也试图修正其中的被动观念，通过强调精神需要的满足、思想和情感的交流来弥补受众进行媒介接触时的劳动与经济付出[6]。另有研究者从测量结构的角度来思考受众作为商品的问题，如米汉认为，媒介的核心商品既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群体，而是量化的收视率。受众的数量、构成及其媒介接触的调研报告才是媒介机构进行市场交换的关键要素。布雷特?R?格拉维曾指出斯麦兹论证时存在的问题，从雇佣资本的法则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阶段等角度分析了该理论中包括商品交易环节、受众媒介接触的成本以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未加区分的悖论。格拉维认为，如果承认受众被迫在读报、观影的休闲时间从事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就消失了，一切时间都变成了生产时间。而既然工人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劳动，就意味着其不再拥有可供自我支配的时间，那么也就不再拥有可供交换的劳动力，工人因此被降为生产的工具，成为被麻痹的“观念的奴隶”[4]。在此逻辑中，倘若工人选择罢工，那将不会创造出任何劳动价值，斯麦兹的理论也将不攻自破。

四、结 论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传播技术形式不断变革，自媒体平台的信息生产再次打破了媒介组织的机械流程。而自斯麦兹拟定媒介商品领域的价值观念后，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创造内容的行为已远远不同于大众传播时期受众作为意义生产者的内涵范畴[2]。较之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生产，受众在媒介接触劳动中投入的时间及其进入媒介环境中的聚焦状态，其完整的意义都有待进一步挖掘与阐释。

参考文献：

[1]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 冯建三.从《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看文化与劳动的关系[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7).

[3] 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周人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进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5).

[5]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J].国际新闻界,2001(5).

[6] 赵高辉,王梅芳.媒介受众的“异化劳动”及其后果——从《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谈起[J].当代传播,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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