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当前流行的西方新闻框架理论开辟了新闻报道的新视角，但有些论述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并提出媒体“建构社会”“制造新闻”“新闻是新闻人做出来的东西”等说法。背离镜子理论的“新闻建构”，否定新闻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提倡新闻建构现实。新闻框架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本文阐释了新闻框架的真正含义，对新闻框架的组构方式做了探索。

【关键词】新闻框架；框架元理论；镜子理论；新闻框架的组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新闻框架理论。美国学者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①。国内有人强调，新闻框架“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②“国内的框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1]这些结论开辟了新闻报道的新视角，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理解的问题，新闻框架理论含义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全面了解西方的新闻框架理论，探讨新闻框架的组构方式，对提高新闻质量大有裨益。

一、从框架元理论中认识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究竟是指文本框架、社会框架还是认知框架？这三个概念美国学者都提到了，但没有加以严格区别。新闻框架既有新闻工作者框架，又有受众个体框架，那么二者究竟有什么差异？美国学者也没有论述。在美国的研究中，新闻框架总是同新闻建构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提出了“社会建构”的概念。对客观事件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记者只能反映它、报道它，根本无法建构它，媒体没有建构社会的能量。新闻框架理论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和混沌模糊的概念，只有到框架元理论中认真梳理，从整体上把握，才能认识其荒谬的根源，还原其理论的本真。

1974年北美学者埃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把“框架”(frame)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研究。③他的《框架分析：组织行为经验简论》一书指出，借助一个个事件或对其进行体验，人们确定“社会中什么是最重要和突出的东西”，以此形成和改变人们的看法，对大众建立起礼仪和秩序约束。高夫曼对人们陈述事件规则的论述，揭示了新闻框架的核心思想，他写道：框架是“约束我们主观参与的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框架将生活世界的片段组织起来”，而“片段”（fragment)则是“流动事件的随意切片”[2]。媒体选择新闻事实（客观世界的片段），按顺序与显要性组织起来的新闻叙事，是西方新闻框架理论的最初含义。正如盖尔·费厄赫斯特和罗伯特·萨尔（Gail T.Fairhurst and Robert A.Sarr）所说：“从本质上说，框架理论常用于媒体的新闻传播，表明记者选择什么信息，以及如何突出处理这些信息，把它展示给观众。”[3]这种元理论的观点，逐渐被后来的研究者所修正。

在《框架分析：组织行为经验简论》一书出版后，大量文章论证“新闻框架的建构”与“社会建构”，证明媒介与记者的主观认识支配着新闻框架的形成。例如兰斯·班尼特（Bennett，W.L）认为，“新闻故事被固定于某一框架中，可归结为某种核心思想或意义的类型。这些框架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含义进行提示。当框架明确地构建一个事件，相互争斗的政客们提供的信息便企图使这一信息或多或少地同观众有关”[4]。伯纳德·罗斯科（Bernard Roshco）指出：“对某些特定议题和报道的新闻判断，都受记者、编辑或发行人的主观看法或情绪的左右。总之，对新闻判断起关键影响的是记者和编辑的刻板印象和新闻组织运作的需要。”[5]这类观点恰恰与高夫曼的元理论“框架是由世界的片段组织起来的”相反，它过分强调记者对新闻的主观作用。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记者往往说‘新闻建构’，说‘制造新闻’，说‘真实性的社会建构’，说‘新闻是新闻人做出来的东西’，等等。一项研究显示，‘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采用方法的产物’，另一项研究证实，‘新闻是记者制造与加工的’……这样的语言会驱使记者激烈地防卫他们的工作，一个负责任的记者从来不伪造新闻。”[6]

所谓建构新闻或媒体建构社会，是指按照媒体的意图描绘社会现状，依据他们的想象塑造现实生活。正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我们生活在媒介建构的社会中，媒介化的生活使我们去现实化，我们的生活被媒介所主宰，所有的观点和事实都被媒介所左右，逐渐脱离了真正的现实生活。”[7]对中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而言，这种建构新闻、建构社会的行为有过两次突出表现：一是1958年全国报刊和广播轰轰烈烈地报道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处是“一大二公”、高产田、吃饭不要钱，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而实际上则是农田荒芜（农民去大炼钢铁），国家贫穷，群众吃不饱饭，一片怨声载道。二是1966—1970年，林彪、“四人帮”驱使所有媒体把全国动乱、人民缺吃少穿建构为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而社会真相则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忍饥挨饿。

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者戴维·奥尔瑟德（David L Altheide）认为，新闻框架是组构（Fabric，organization）的，而不是建构（structure，construction）的，他写道：“新闻材料是如何被组织的，它的风格展示、对某种行为特征的聚焦和强调，以及媒介传播的措辞等构成了范式。范式成为用来展示和解释现象的一种框架和观点。这种观点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范式控制（format control），或者说新闻内容是如何被界定、选择、组织以及展示的。”[8]盖伊·塔奇曼对新闻框架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界定：“新闻框架是组织每天的（organizes everyday）现实并是日常现实的一部分，也是新闻的基本特征。”[9]

建构是媒介强烈的主观行为，组织或组构则是把客观事实组合成一个符合客观真相的整体，无论选择客观事实还是揭示其意义，都要同事实客观独立的存在相一致。杰克·卢尔(Jack Lule)指出：“新闻工作者在早期报道的框架内，通过重述不朽的神话构建新闻，聚焦事件和事实后将其构建到新闻中，为这一过程提供部分解释。”“但现实事件发生的意义，因事件独立于媒体之外，其意义也是独立存在的。”[10]

以主观建构为出发点的新闻框架理论，背离了新闻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在其兴起三四年后就遭到西方许多学者的批评。美国学者威廉·加姆森（William A.Gamson）指出：“尽管高夫曼的著作引发雪崩式的框架分析热，以往三年把高夫曼的观点推进到和他的框架分析不尽相同的地步，今天的许多引述都有似曾相识的理由。”但“框架分析简直太含糊不清，高夫曼的样式是‘社会学的艺术形式’，只有少数人才能直观地把握和运用它的某些基本原则”[11]。托马斯·考宁（Thomas K?nig）在《框架分析入门》一书中除了肯定这一新思维模式外，列举了11位学者的批评意见，认为框架分析是一种时尚，只适用于对社会小环境的分析；许多说法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很难对事件真相与社会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更谈不上正确地建构新闻和社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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