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宣告着工业时代的到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电脑技术、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接连登场，既是对传统社会交流方式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的信息表达在新媒介上的演化。微信，作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文字语言的应用一方面体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但又以大众认可的规则“缝合”其意义。

【关键词】微信语言；文字传播；碎片化；合作原则

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掀起信息革命的新浪潮。2011年腾讯公司推出微信（WeChat），谁又能想到如今它已成为集新媒体、多媒体、流媒体等功能于一身的大众用品。作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并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文字、图片、视频和语音短信，也可以使用社交类的“摇一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首先作为社交服务工具，语言应用不仅包括最简单的文字，还有影像符号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声音符号的语音。

传媒技术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催生了大众文化，正如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的那样，“由于大众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1]。新媒体以图像为主要内容碎片化传播，又以大众认可的方式自动建构起表意整体。从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后现代之前媒介传播信息的主要内容还是文字，无论是听觉感知的声音形态的文字，还是视觉感知的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文字。20世纪后半叶人类现代史进入后现代时期，日趋图像化的对话方式，文字传播也并非销声匿迹，甚至渗透着图像传播规律。以微信传播为研究对象，其文字语言应用也同样存在着“破碎”和“缝合”的互动规律。

“缝合”来源于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五巨头”之一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20世纪下半叶，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席卷西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力图在语言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的跨界运作开创出一种新的文本阅读模式。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将“缝合”用作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结。[2]正如著名的电影理论家丹尼尔·达扬在《古典电影引导符码》一文中，论证了经典好莱坞模式的电影如何体系化且遮蔽式地引导观众，使之与电影文本背后主导性意识形态完成“共谋”，即用电影本体的叙事手法——镜头语言完成，这一过程就称为“缝合”。[3]在微信传播中，无论是在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还是私人语境中的互动原则，文字语言的应用以“破碎”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第一特性，但文字传播过程中用户自愿地遵守“引导性符码”对碎片进行编码和组合，从而缝合出传者所望、受者所需的信息。

一、公众平台上的对话机制

微信的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一种是作为私人的交往平台，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最常用的即微信订阅号。微信的成功推广，除了在私人交往平台设计上比起腾讯的另一款社交软件QQ操作更为简易之外，更在于“微信订阅号”应用的创新。微信于2011年诞生，在两三年后随着新媒体新一轮的井喷式发展，微信的用户量也紧跟着大幅度上升。作为微博的强劲竞争对手，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将微博和微信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但无论如何，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差别，使得两者在不同的大众市场上螺旋式上升发展，甚至相伴相随。微信是社会化关系网络，用户关系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微博是社会化信息网络，信息是构建网络的纽带。对于大部分网络用户来说，微信和微博的市场是有重合的。

在用户关系上，相比于微博的非对等多向度错落关系，微信是对等的双向关系，更强调用户之间的私密性。即使是微信订阅号，文字的使用较其他网络媒体更能体现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征。

（一）日常审美的泛娱乐化

中国古代对于文艺功能的探讨，从先秦儒家孔子的“诗言志”走向了南北朝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从唐代古文运动和宋理学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到元四家之倪瓒的“聊以自娱”，总体中国文人骚客对艺术的审美作用的观点，从比德走向了娱人。现代中国文艺评论家尹鸿在《后现代语境与当前中国电影文化》中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精英文化退守边缘，主流意识形态的统帅力大为削弱，而以娱乐性、消费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则不断向文化中心游移。”[4]作为社交媒体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新闻娱乐化不仅体现在写作方式上，而且还强调新闻内容的故事性与曲折性，微信文字的使用在含义和形态上都迎合了受众碎片阅读和轻松阅读的需求。

以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为例，如何把时政性的新闻赋予娱乐精神？比如一篇关于最新交通法规的报道，从标题上看，“最新交通违法违章处罚大全！别怪我没提醒你”，从正文来看，对于所列举的违法行为则以“不记分，只罚款：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为小标题作引，以及像“记3分：提醒你开车要守规矩”此类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向作为“你”的身份的读者阐述违法行为。再比如关于近期中国雾霾现象的报道，则采用反讽式的标题——“这一次，韩国终于承认有东西不是他们家的了”。无论韩国雾霾现象是否与中国有关，从新闻的传播意义上，实则是对中国城市雾霾恶劣现象的移花接木式报道。正文结尾更大胆运用网络用语，“在短期内雾霾无法根治的情况下，北京的孩子们终于不必‘看天上课’了。希望其他省份的教育部门也能尽快跟进，毕竟无论哪儿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绿萝”。可见，新闻娱乐化也带来了理性客观化视角的消解，而更倾向于采用个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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