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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报道的在线评论对受众对涉事医生态度的影响【3】

王晓虹
2018年01月19日14:32 | 来源:人民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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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果

实验结束后对问卷进行分析,剔除2份未通过测谎题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123份,有效率为94.8%。

表1 描述统计表

经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表1):阅读支持涉事医生的在线评论的被试对医生态度均值为27.4,阅读支持涉事患者的在线评论的被试对医生态度均值为33.57,阅读高质量评论的被试对涉事医生态度均值为30.82,阅读低质量评论的被试对涉事医生态度均值为29.67。被试对一般医患事件的医生态度均值在19.44-19.8之间。

(一)在线评论的立场对受众的对医态度的影响

经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表2):在线评论的立场对受众对涉事医生态度影响显著(F(1,96)=19.342,P<0.001**)。阅读支持医生的在线评论的被试,比起阅读支持患者在线评论的被试,更倾向于支持医生。阅读支持患者的在线评论的被试,比起阅读支持医生的在线评论的被试,更倾向于支持患者。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另外,结果发现,评论的立场对受众对一般医患纠纷中的医生态度没有影响显著(F=0.006,P=0.937)。

(二)在线评论的信息质量对受众的对医态度的影响

经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表3):评论的信息质量对被试的对医生态度影响不显著(F(1,96)=0.761,P=0.415)。阅读高质量(提供客观事实)在线评论的受众对医生态度和阅读低质量(主观情感宣泄)在线评论的被试对医生态度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在线评论的信息质量对被试的对医态度影响不显著,假设H2没有被证实。

使用Alpha=.05进行计算

另外,结果发现,评论的信息质量对受众对一般医患纠纷中的医生态度没有影响显著(F=0.118,P=0.732)。

(三) 在线评论改变的态度的稳定性

二周后对同一批被试进行后测,经主体内效应检验分析,结果发现:前后测差异显著(F(1,96)=5.375,P=0.023*),说明被试对医态度的即时测量和延时测量差异显著。

进一步对不同评论立场与评论信息质量下被试的对医态度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表4):阅读在线评论立场为支持医生的被试对医态度前后没有显著差异(前后测T(52)=0.392,P=0.696);而阅读在线评论立场为支持患者的被试对医态度有显著差异(前后测T(46)=2.656,P=0.011*),阅读在线评论立场为支持患者的被试在二周后测得的对医态度比即时测得的对医态度明显变友善。因此,假设H3得到部分验证。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本文运用实验的方法呈现了医患纠纷报道的在线评论对受众态度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线评论的立场对受众对涉事医生态度有显著影响;评论的信息质量对被试对医生态度没有显著影响;二周后,阅读支持医生的在线评论的被试态度没有明显变化,而阅读支持患者的在线评论的被试对医生态度变缓和了。

对本研究结果作一些讨论:首先,新闻报道的在线评论可以左右受众对该新闻的态度,这一发现验证了在美国、德国、韩国的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网民对在线评论态度的不一致性可能与网民接触在线评论的概率有关。到目前为止,与在线评论最高接触率在韩国发现,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韩国84.3%的互联网新闻读者每周至少读一次其他读者的发布[64](Na,Rhee,2008),印证了韩国的网民易受在线评论影响(Yang,2008)。Kantar媒体研究组(2012年)[65]对用户评论读者进行的国际调查发现,全球读者中有26%至47%的读者经常阅读用户评论,在以色列,32%[66](Shalev,2007)至50%[67](Pereg,2008)的在线新闻读者读了在线评论,也印证了以色列的网民不易受在线评论影响(Nili Steinfeld , Tal Samuel-Azran , Azi Lev-On,2016)。

其次,在线评论的信息质量对被试态度没有影响,这点出乎意料。大量商业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提供客观事实的高质量评论比起情感宣泄的低质量评论更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本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领域中的关于评论信息质量的研究结果并不适用于医患事件领域,在医患事件领域,即使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事实的情感宣泄型在线评论都会对我国网民的态度有显著影响。

最后,被在线评论改变的态度的稳定性呈现分裂的趋势:二周之后,原阅读支持患者在线评论的被试对医生的态度变得缓和了。国外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在一则探索人们如何感知新闻报道的研究发现,测量时间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看完材料后马上测量得的比稍后测量的更负面些(Jessica Gall Myrick,Bartosz W Wojdynski,2016)[68]。这一态度的变化可能与非理性的情感体验有关,在本实验中,只有阅读支持患者在线评论的被试态度出现了前后的不一致,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被试都不是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将来成为患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当这些潜在患者在阅读支持患者的在线评论时,这些评论表达的观点是站在维护被试利益这一边,本文猜测,这成功引发了作为潜在患者们的被试的共情,在二周后的第二次态度测量中,这种由同一立场强化了的情感效应明显减弱了。

相比之下,阅读支持医生评论组的被试的态度却没怎么变化。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假设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当被试在阅读支持医生的评论时,由于被试本身是潜在患者,所以当被试在阅读支持医生的评论时是尝试着去理解利益敌对方的合理性,这个容易过程需要搁置自身利益,从对立面的角度去理解整件事情,对于评论中提出的支持医生的依据,可能会需要投入更多的理性思考,本研究猜测,理性思维可能在维持这组被试态度前后一致性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本研究存在的缺陷是被试的个人预设可能会对态度有影响,有研究表明,个人预设测量可能会引起对后续测量结果的影响,没有经过事先预设测量的被试对新闻故事的评价更积极(Jessica Gall Myrick ,Bartosz W Wojdynski,2016)[69]。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实验设计,降低不同测量因素之间的互相干扰程度。

(责编:温静、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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