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一）真值表建构

在对变量赋值后，本研究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码，汇总之后得到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数据组合真值表（Truth Table），以此作为QCA分析的基础。根据上述分析，研究选取了“媒体态度objective”、“网媒参与度online”、“首发平台platform”、“事件属性attribute”、“情感互文intensify”、“主体回应respond”、“冲突关联related”、“观点多元diverse”这8个变量作为条件变量，解释“负面形象result”这一结果变量，建立如下真值表：

（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通过计算一致性，得出某一条件变量或某些条件变量的组合，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案例的结果所共享；通过计算覆盖率，测量条件变量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出现（何俊志，2013）。一致性和覆盖率分别从必要性和充分性层面对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估（Ragin，2006）。

根据Schneider（2012）和Wagemann（2012）的论述，如果条件X是结果Y的必要条件，那其一致性指标的取值应大于0.9。在本研究中，对单个变量是否能构成“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结果，“网媒高参与度”的一致性大于0.9，因此成为“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别的变量一致性均小于0.9，不足以构成“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必要条件。

（三）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将表3数据输入QC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由以上分析数据可知，以下两种覆盖比例最高的组合是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最典型组合：

objective*~platform*attribute*~respond*~related*~diverse*online（0.25）

~objective*~platform*~attribute*intensify*respond*related*~diverse*online（0.25）

=媒体报道客观*网媒首发*负面事件*主体未回应*无冲突关联点*观点不多元*网媒高参与度+

媒体非客观报道*网媒首发*非负面事件*有情感互文*主体有回应*有冲突关联*观点不多元*网媒高参与度

据此，本次研究得出“大妈”负面形象出现的2条组合路径：

1.网媒首发*网媒高参与度*负面事件*主体未回应*未形成多元观点

该组合路径的含义是：当“大妈”在具体事件中的行为不能与当下社会所要求的各种规则制约体系相契合，而其自身又没有参与到关于事件的讨论中来，在意见的多元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经由网络媒体首发并引发网媒较高参与度的“大妈”事件往往会建构该群体的负面化形象。在本次研究中，“案例8：云南大妈水源地洗澡”和“案例10：西安大妈公交上踢醒小伙要求让座”等案例就代表了这种组合路径。

在案例10中，名叫“叫我小鞋匠天天”的用户发微博称自己乘坐公交车时，被刚锻炼完的大妈用脚踢醒要求让座，并称这种行为太“流氓”。引起不少网友共鸣、纷纷吐槽自己乘坐公交车时曾遭遇的“奇葩”经历，最终形成关于“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但后来却有网友指出，这位博主是微商，发博事件纯属炒作、想火。纵观整个事件，这位大妈都没有通过社交平台对事件做出回应，媒体也只是联系这位小伙进行采访，但这位大妈却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大妈群体未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辩护或是声张。虽然“踢醒小伙”事件刚一听负面化色彩颇重，但事实究竟是否真如这位博友所说，却因事件一方及亲历者的话语缺位而无从得知。而可以明确的是：在该事件中，当事双方在网络舆论场争夺中的地位呈现出鲜明的不对等性。

2.网媒首发*网媒高参与*媒体非客观报道*有情感互文*有冲突关联*观点不多元

该变量组合的含义是：如果“大妈事件”经由网络媒体首发，有较多的网络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曝光，同时在报道时表现出较强的倾向性，而在此之前又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所以导致该事件中的公众获得既有的情感强化，又与社会的深层矛盾冲突相关，意见多元化表达的局面未能形成，这种情况下，“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可能性就更高。聚焦本次研究，“案例3：北京街头老外撞大妈事”就代表了这种路径组合方式。

2013年12月3日上午，一条“有图有真相”的“扶起摔倒中年大妈，外国小伙疑遭讹诈”的网络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放在首页醒目位置。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位中年妇女碰瓷外国小伙，得到1800元才作罢离开。与此同时，在各大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人们也在广泛地讨论与传播，形成巨大的舆论反响。不少难明真相的网友评论道：“国内没生意了，做海外营生了”，“这位大妈是第一个逼着外国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人”，“走自己的路，离大妈远点！”但随着事件挖掘的不断深入，其实并不是大妈讹人而是老外撞人。新闻的作者同时也是图片的拍摄者并没有亲历整个事件，只是开车途中看到外国男子正在扶倒在地上的大妈，大妈情绪激动，于是下意识地以为是大妈讹人想多要点钱。同时通过警方的查明，撞人的老外属于无证驾驶。媒体报道事件时，并没有经过调查取证便疯狂转发，而事件的一方是外国人，一方是东北大妈，导致此事件除了牵涉“摔倒讹人”的语境，还掺杂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族群背景，一些人由此联想到了“国家形象”、“民族尊严”等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中的矛盾，从而激发了公众对于“大妈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强化了受众心中对大妈形象的负面印象。

四、结论与讨论：主体话语缺席与负面形象形成

“场”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具有空间位置的指涉与表征（刘建明，1996），“舆论场”即舆论形成和存在的空间。基于第三部分定性比较分析及对数据结果的阐释与呈现，通过对大妈负面形象形成的整体机制进行提炼与概括，最终发现“大妈”负面形象及负面舆论形成中的“网络舆论场”效应：

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或者话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感染力度越大，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越大（尹嵩，2015），本次研究发现网络环境下热点大妈事件或议题大多饱受争议，明确的是非对错很难轻易做出判断，由此为话题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而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技术变革，大量网络媒体参与到争议事件或热点社会事件的信息披露与传播中来，不自觉间成为舆论弥散与形成的“动力引擎”；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网络愈发开放而富有弹性，关系网络的非平衡态成为热点事件孕育的温床与新权力涌现的基础（余君，2013），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热点“大妈”事件不少都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心理作为内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与不安、矛盾和压力尚无法在短期内消除或得到缓解，网络却在不经意间促进社会关系赋权的重大变革，个体因话语平权和广泛参与网络讨论的实现，得以在更高层次的价值和影响力形成方面发挥作用（喻国明、马慧，2016），紧绷而敏感的社会场域很容易失衡，从而为“大妈”负面网络舆论形成提供了时代语境；然而，与这种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关涉主体“大妈”在网络环境下被热议所体现的“群体在场”与较少参与网络互动所体现的“自身话语缺失”之间的矛盾，根据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大妈”作为中老年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网络舆论中发声较少，“缺席必然挨骂，这是一个基本的舆论规律。”（曹林，2016）加上网络环境中“沉默螺旋”的隐性规约，极易引发一边倒的舆论声势，加速大妈负面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建构。而在一次次的争议性热点事件的负面情绪累积下，“大妈”群体的负面形象及舆论场域表征变得愈发深刻而凝固。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