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内容框架

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微博的内容框架体现了三方对于该事件的认知角度与强调重点。本研究首先对三个阶段中各方的微博框架进行统计分析。

综合来看，政府在三个阶段中最常用的是问题界定框架和对策建议框架（如表2）。在第一阶段，“青春湖北”曾发布“儿子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的微博信息，进行该事件的问题界定，传播事实信息。而“河南共青团”发布“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的信息，进行事件的主观建议，提出相应对策。政府微博在三个阶段中的问题界定框架微博占比均超过一半，在山东高院发布信息后，政府的事实界定框架微博占比最高，达72.7%，主要为山东高院参与案件审理的事实介绍性微博。如“四川在线”发布的“山东高院通报：已受理当事人上诉”内容。政府在第二阶段的问题界定框架占比、第三阶段的社会情绪框架占比均有所上升。

整体来看，政府微博主要进行案件实情与进展的告知，是案件第一手信息的发布者，同时兼有对于案件的部分评价。

对于媒体而言，三个阶段中最常用的是问题界定框架和责任归属框架（如表3）。在前两个阶段，媒体与政府的宣传步伐基本一致，主要对案件问题进行阐述，使得除政府、媒体外的公众获得更多客观、准确信息。“新浪江苏”曾在第一阶段发表“据南方周末，女企业家苏银霞借高利贷无法还清，11名催债人对其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内容。而其在第二阶段中，对于事件的责任归属框架数量增加较多，表达了媒体对于案件当事人、法院等各方的责任划分观点。“凤凰社會正能量”曾发布“聊城于欢案，当地公职人员和高利贷有无利益关系……”内容。

整体来看，初期媒体与政府的传播框架基本一致，传播事实内容。而之后媒体的主观信息占比上升，对于事件的责任划分、对策建议内容逐渐增多，对事件有自主判断。而随着事件发展，问题界定框架的微博占比逐渐下降，三个阶段依次为67.0%、48.2%、22.7%，而对策建议框架、责任归属框架等其它框架在后两个阶段随之上升。相较于政府的“事实传播者”，媒体多了一层“事件判断者”的角色。经过卡方检验，媒体在三个阶段中五个框架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媒体在不同阶段的微博传播框架、传播策略具有显著差异，存在“事实传播者”到“事件判断者”的转变。

公众的微博内容与政府、媒体的内容相比较而言差别较大，其三个阶段中最常用的是社会情绪框架和道德判断框架（如表4）。在第一阶段，受政府、媒体的问题界定框架的微博大量传播影响，公众的问题界定框架较多，如“褚朝新”发布的“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1人被判无期”内容。但此时，公众的社会情绪框架的数量已经不少。如“郭子福律师”发布的“人民群众根本没办法影响判决，我只能心里面期待，几位法官、见死不救的警察，遇到变态被猥亵致死了”的信息。第一阶段公众的社会情绪内容已经开始大量出现。随着事件推进与真相的公布，公众的社会情绪框架反而逐渐上升，第三阶段占比达到了40.0%。而公众对于事件自一开始就产生自主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某种角度的推论，然而该框架占比并为随着事件发展而产生明显变化。如“学虎在线”发布的“辱母案，母子二人都是老赖，源于南方记者的激情报道，看新闻我只看背后……”内容。同时，事实界定框架占比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对策建议框架微博占比略微上升。

整体来看，公众在初期第一阶段作为事实信息的“接收者”，其微博内容主要为事实的了解与基于已有信息的主观情绪宣泄。随着情况逐渐明朗，公众逐渐转变为事件的“判断者”，其情绪宣泄部分反而逐渐上升，其主观判断、情绪发泄内容逐渐增多，并且根据已掌握信息及自身的能力，公众开始对事件进行主观评价并尝试提出对策建议。

而在整个事件传播中，三方的微博框架存在着差异，经卡方检验，三者微博框架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5）。政府发布第一手真实信息，提供一定理性主观评判；媒体根据自身调查报道和政府提供的信息向受众整合发布案件情况，并有主观判断；公众作为主要的信息受众，其在已有的案件信息基础上，做出个人判断，提出主观道德观点，并拥有自我情绪看法。公众的社会情绪内容在政府及媒体部分并不多见。整体来看，问题界定框架占比最高，达到37.7%，其次为道德判断框架和社会情绪框架。

4.3 主题情感

本文将三方针对辱母杀人案的微博主题划分为三大部分“事实主题”、“法制主题”、“情感主题”，九个类别“事件经过”、“事件相关”、“事件影响”、“正当防卫”、“法制评论”、“法治解释”、“情法冲突”、“道德判断”、“情感宣泄”。微博情感倾向分为三个部分，为“正面”、 “负面”、“中立”。例如，“王微_危机管理”用户发布的“于欢何罪之有?如果办此案的法官的母亲受人凌辱会袖手旁观?如果不出手相救还是人吗”内容，属于“负面”情感倾向的“情感宣泄”微博主题。

在三个阶段中，三方的正面内容数量较少，整体占全部616条样本的3.7%。其中政府占比最高，达17.7%。政府微博中负面内容较少，主要为正面内容和中性内容。其正面内容就占三方所有正面内容的60.9%，如“四川司法”发布的“‘辱母杀人’案追踪，中国司法：不负江山不负卿。舆论的关切得到了官方回应。”中性内容是全部微博的主要部分，也是三方微博的数量最多的部分，包含了对事件的事实阐述、案情推进、相关信息等。公众微博是负面内容的第一构成部分，达138条，占全部181条负面微博的76.2%，同时占公众所有微博的43.1%，是三方中占比最高的一方。经卡方检验，三方的情感倾向具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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