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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之民族特色【2】

周德仓
2018年01月29日1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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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之民族特色呈现

(一)学科方向:面向民族地区传播需要

学科是专业建设的基础。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中,学科建设必须凸显民族特色,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主题,由此塑造自己的学科特色,造就学科影响力。学科方向的确立,就是要立足本地区新闻传播的现实需要,针对新闻传播的重大问题、现实问题,逐渐获得研究切入点,形成鲜明的方向,构建学术团队,提升学科水平,为提高专业教育水平奠定基础。

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而言,学科方向确定主要路径应包括:

1.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

2.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3.双语或多语传播研究;

4.国家形象传播(对外传播)研究;

5.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

6.民族志(人类学)传播研究;

7.新媒体(融媒体)传播研究;

8.跨文化传播研究;

9.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

10.民族区域自治与新闻传播研究;

11.民族类别传播研究;

12.民族地域传播研究;

13.传播效果研究。

从中可以看出,确定研究方向的指标,主要是民族、地域、历史、理论、媒介、语言、文化、形象传播、法规等。尽管是在少数民族传播的范畴之内,其研究的方向依然呈现多元化,足以说明少数民族传播的复杂性和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会面临多方向的需要,这会给研究方向的明确化带来挑战: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有多个民族存在,主流媒体甚至需要以5种以上语言进行传播,对于研究方向的选择就会比较困难。以服务西藏为己任的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却没有这样的苦恼:在藏民族为绝对主体民族(92%)的西藏自治区,关于藏民族的传播、西藏文化的传播,凝聚成一个非常明确的研究主题——“西藏传播”,方向鲜明,主线清晰,并在西藏新闻传播史论、西藏民族文化传播、西藏对外传播、媒介与西藏社会发展等方面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

(二)课程设置:凸显民族文化素养

对于民族文化素养的培育,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传播的现实需要。主要途径是特色课程的设置,包括:1.民族文化课程,如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2.民族语言课程,培养学生少数民族语言基础,能够阅读、欣赏民族语言媒介传播的内容,并且具备用少数民族语言传播的基本能力;3.民族传播课程,如关于少数民族传播历史、理论、实务的课程,特别是基于本地区、本民族传播研究成果而开设的课程。

对于学生进行的民族文化熏陶,也并不限于特色课程。在民族地区的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富于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也是培育学生民族文化气质的有效方式,通过参与民族艺术展演、社团活动、学习交流、社会考察等,学生均可获得民族文化的滋养。

对于民族文化素养的培育,并不能与就业简单挂钩,进行功利化的解读。民族文化素养之于民族地区传播的意义,显而易见,但对于在非民族地区就业的学生而言,民族文化素养也不是画蛇添足。大学的使命,其实在于气质培养,并不止于知识传授。拥有民族文化素养,将会成为民族大学生文化气质的内在构成之一。这种独特的气质,对于文化的融合和提升个体文化境界,实际会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教材:编辑民族语言专业教材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对于教材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拓展和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的编撰。

专业教材内容的拓展,主要是要适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学的需要。这实际就是对教材“差异化”的自信:“根据民族本土化的概念和命题,从中国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新闻传播历史与规律出发,重点挖掘其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做法,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利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例研讨,如正式出版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报刊,以及大量的产生实际传播效果的少数民族内部报刊等,本着学术的目的和精神,选取普适性教材中很难涉及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类媒体中的案例,对其中个别存在理解困难的例,应进行普适性修正。”[2]其内容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理论;少数民族传播实务;增加体现民族特色的内容;调整教材的难度。解决的办法,就是编辑新教材,而在使用一般教材时,应调整教学内容,以适应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

编辑民族语言专业教材,是实现新闻传播教育民族化的关键步骤。这就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专业教材,直接用少数民族语言编写专业教材。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专业教材非常缺乏,主要原因是要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课程很少,同时,也受制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新闻传播专业素养兼通的人才极其有限,不能胜任民族语言专业教材的编写。如果深入追究,就会发现国家双语政策的落实程度,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其实,民族语言专业教材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参考当前民族语言媒介的多语样式,可以有封面型(仅出现少数民族文字的书籍名称、目录、提要等)、双璧型(汉、民文字对照版)、合璧型(汉、民文字掺杂、渗透)等。

(四)教师:少数民族教师

少数民族教师是民族教育特色的基本保障。其民族语言天赋,成为开展教学、研究的天然优势,是民族语言专业课程理想的承担者。但由于人才流动、生活习俗的适应性和民族教育整体水平的限制,高等学校非民族专业中少数民族教师的比例实际非常有限。即使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教育背景,但因为教育方式的变迁和双语教学效果的影响,他们对于本民族母语熟悉的程度也并不理想,特别是书写水平有限,甚至不能用母语书写,仅仅是能够进行口语的交流。

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少数民族教师占有的比例更少。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非少数民族教师常常受制于语言环境的影响,即使获得语言基础,但因为缺乏语境,也会逐渐荒废。掌握少数民族日常用语,仅可用于日常的生活交际,却无法承担专业教学、学术研究的职业责任。

“汉-民”两种语言兼通,是民族新闻传播教育需要的最佳教师类型。他们在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中不仅可以承担民族类专业课程的教学、研究,而且能够实现跨文化传播,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具有这种完整素质的教师,是少数民族教师中的佼佼者,在熟练驾驭本民族母语的基础上,再实现对国家通用语言——汉语的掌握,具备双语兼通的能力,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中的核心成员。

(五)人才培养目标:双语兼通

从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人才的最大优势,毫无疑问在于具备少数民族语言素养。

在少数民族传播人才培养的指标体系中,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人才当然是最关键的目标。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受众占有相当比例——在西藏自治区,藏民族甚至占到90%以上。用民族母语进行传播,不仅是国家赋予的民族文化权力,而且是传播规律的体现。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建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体系,由此形成的民族语言传播人才需求不言自明。

少数民族传播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就是“汉-民”兼通。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新媒体一般实行“汉-民”双语乃至多语传播机制。汉语媒体和民族语言媒体往往“同名异构”,以双语“双璧”或“合璧”的方式发挥传播职能。虽然不同语言媒体分设(设立汉语编辑、民族语言编辑部),各自用不同语言进行传播,但双语兼通的职业素质,将会实现双语传播之间的沟通,具有驾驭不同语言媒体的能力,有利于整体提升民族地区传播力。

当前,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人才的培养面临现实困境。这种挑战主要源自于民族地区社会的开放、双语教学的绩效、民族语言媒介传播力以及民族语言传播媒介未来发展空间的预判。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逐渐开放,国家通用语言的影响范围必然扩大,民族语言的影响力自然会缩小,学习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会受到挑战;双语教学的战略设计不容置疑,但在教育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负担,学习双语但双语学而难以习得的状况会成为现实,民族语言的学习预期难以实现;与民族地区社会开放带来的语言效应相呼应,民族语言媒介的影响力正逐步向农牧区等非城镇区域聚集,影响范围缩小,传播力减弱,给民族语言的学习以负面的暗示。

在此背景下,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汉藏双语新闻学基地班综合实验(2014年)具有重大意义。它的培养目标就直指汉藏双语传播人才培养,这正是应合了藏民族地区人才最大的需求。实验班的信心,就源自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的综合专业实力,优秀生源,与藏语媒体的紧密关系,特别是民族语言传播教学能力。[3]

(六)教学方式:突出实训

根据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需要和民族生源的气质,实践实训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最具实效的教学方式。新闻传播教学具有鲜明的术科特点,能力培养是教学的关键,这也是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短板。少数民族学生的气质偏于激情型、运动型,对技能的热爱和创新具有超乎寻常的钟爱。在完整理论构架和娴熟的传播能力面前,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学生本人的偏好,均倾向于后者。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实训,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和优势。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在内容上会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语言传播或双语传播,构成了明确的指向性和感染力;民族文化风格的渗透,有利于开创独特的传播思路,使传播格式与众不同;与民族地区媒介的全面契合,使人才培养可以因势利导,增强针对性;跨文化传播的思维高度,不仅会提升传播高度,而且最利于激发传播灵感,使传播充满艺术和智慧。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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