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痛斥御用报纸的哈巴狗嘴脸

在马克思时代，一切反动报刊都为金钱而生存，进而言之，在金钱的驱使下，一切媒体都可能沾染上反动性。报纸的灵魂被收买，便信口雌黄，哈巴狗个性十足。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一文中说：“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泰晤士报》，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②以来，它的舌头上一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它所作的报道。”[8]21英国反动报纸往往受银币的左右，不是沉默就是满嘴胡言，为自身利益而抛弃一切诚信。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泰晤士报》反对英国的一切改革，“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都可以作为例子”。[9]335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想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表现出左右摇摆、信口雌黄的本性。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不是由于舆论逼迫，而是在无法阻止人民运动的狂澜之后，才屈服于舆论。

马克思无情地痛斥说，从来没有“美德”的《泰晤士报》必须表现出美德，装出一幅模样让人们相信，它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但真相是，《泰晤士报》变成了帕麦斯顿勋爵（曾为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本文作者）的工具。当帕麦斯顿被追究关于波兰革命的外交责任时，《泰晤士报》干脆隐瞒不提这件事，后来又删削和篡改揭发者的发言，将其歪曲、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马克思认为，这种卫道士的摇唇鼓舌，不管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而是辛劳万分，尽到一个奴仆的本分。[9]335

马克思批判英国另外几家报刊的记者，直接把他们称为“哈巴狗”，而且一钱不值，因为他们为金钱而不断发出吠声。他强调，《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不值钱的文人……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10]604

马克思特别提到伦敦的《喧声》杂志。这家杂志的扉页上的反动文人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卑贱文人的象征，潘奇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其他出卖灵魂的记者相比。马克思讽刺说：“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不值钱的文人，而天生的不值钱的文人就是托比……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10]604最后，马克思愤然抨击那些反动报刊的无耻文人说：“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金钱总是让反动记者丑态百出，其灵魂不过是钱币的代替物。

在德国也是如此，反动文人充当统治者的奴仆和卫道士，不是花言巧语地愚弄人民，就是对进步报刊肆意攻击。像《普鲁士国家报》就甘愿充当统治者的应声虫，竭力美化国家奴役人民的政策，用骗人的出版物把人民从阅读革命书刊引开，“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1]152。这类政治倾向的报刊处处看政府官吏的眼色行事，煞有介事地赞美当权者，让读者同它一起做普鲁士统治者的臣民。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的惯用手段，也是“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这类报纸都是官方“不穿制服的奴朴”，“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1]152马克思以犀利的目光和凿骨捣髓的笔锋，把反动报刊的谗言媚态和蛮横无理暴露无余。

反动报刊的记者为了表露对当权者的忠心，毫无是非观念和自我尊严，对正义报刊或作者摆出一幅“狗仗人势”的架势。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权批评公众人物，特别是批评作家和政治家，但如果怀有亵渎和恶意，在关键问题上，他则以更大的力量予以还击。马克思结合自身的体验指出：“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我这里所遵循的格言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10]604对反动报刊的恶意攻击，马克思不仅不会退缩，而且以更猛烈的“言弹”射向这些辱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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