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民化生产丰富了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产品

早在20世纪前半叶，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指出，复制技术的出现，“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动”［4］与机械时代的复制技术相比，当今移动社交媒介的数字技术手段，使产品“复制”变得更加简单方便，如果说机械时代复制技术仅仅只是让作品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那么移动社交媒介运用的数字复制技术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显示了“复制”“生产”“消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狂欢。在以“30 秒文化”著称的社交媒介上，既有随时随地的个人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加关注”“跟随者”的“一键转发”，也有普通大众自我创造的黑色幽默、民间笑话、生活戏说，更有各类 “心灵鸡汤”的深度好文以及魔幻相册、美图秀秀等创造的炫动内容。然而无论是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傻瓜式”的“复制”，还是基于个人或传统媒介公众号的深度内容，为人们带来的裨益不仅是扩大了社交面，而且大量“复制”之后也具有了媒介文化产品更加多样化下“量产”的可能。

首先，社交媒介圈创造了特有的社交文化产品，并通过圈子与圈子的交合，使社交文化产品得以广泛地流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合了社交文化产品的创作群体，而创作群体的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结合，则不仅使社交文化产品具有全球化环境下“众产”“众筹”的基础，创作出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类传统百科大全式的专业文化产品，同时也有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创造而出的“知乎”类方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移动社交媒介文化产品的全民化生产，都印证了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基于庞大社交群体下的文化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呈现以指数关系不断增值的趋势；其次，传播渠道的拓展和丰富也进一步促进了全民化生产。由于社交媒介平台具有跨介质、跨平台、跨疆域、跨渠道传播的特性，因此，社交媒介上的文化产品既能在本平台、平区域传播，也可以自由无逢地覆盖其他平台和其他渠道。比如，在我国，即时通信、社交网站、微博三大社交媒介在整体网民中的覆盖率各不相同，但三大社交媒介上的内容可以实现无缝对接、自由流通，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使用不同社交媒介的群体参与到媒介文化产品生产中来；第三，基于垂直领域深度需求的助推，也使社交媒介文化产品类型创新更加富有动力。社会群体社交过程中对个性化、差异化表达的诉求本身就非常鲜明的，除了能更好地扩大社交活动以外，人们对日常生活、教育学习、商务工作等垂直领域文化产品的深度需求也更加独特，从不同“弱关系”那里获得不同信息的“定制指向”更加突出。比如，基于陌生人的需求活动诉求，通过目的前置和平台交友机制，直接链接身边陌生的人和人、人和事、事和场景，产生基于地理因素的地域风景图片、视频。再比如，通过构建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网，快速打通线上和线下关系，快速形成基于美食点评、购物指南等需要的媒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混合路径。这种为满足社交中物质和精神层次细分的垂直社交文化产品的独特需求，反过来刺激了文化类型的创新和内容上的深度再造；第四，在社交平台融合数字技术支撑下，多形态社交文化产品的出现成为可能。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分析了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各自的特点，指出因媒介特性而产生了文化权力的偏向。但在社交平台上，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融合，虽然文化权力的偏向短时难以完全消除，但传统意义上媒介传播的偏向已不复存在，文化产品的形态更加融合多样，并日益具有了大媒介文化的特性：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化、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化、由程式化向差异化转化……从而打破了工业文化的产业模式和销售逻辑。

四、“短直快多视”成为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体验

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发展越来越具有“人性化趋势”。任何后产生的媒介都是对以前媒介功能不足的“补救”和“补偿”。虽然从广义讲，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类的社交媒介，但传统大众媒介主要以公共服务方式为不同群体提供交流，更加注重大制作、大篇幅、大视野、大深度的“巨内容”，而移动社交媒介则与此相反，它“补救”和“补偿”了传统大众媒介在建立、维系社会个体关系功能上的不足，更加注重人们的交流和互动需求，并突出了这种交流互动中的生活化、个性化特征。因此，从社交方式上看，它由共同的爱好聚合成虚拟社区、由平等地位确保互动共享、由多个体支持单双向交叉；从社交内容上看，没有大众媒介体载的限制、没有长短的要求、形式上可简可繁、语言上可雅可俗，甚至是一张图片、一段微视频，一段语音，甚至一个简单的表情符号或一个漫画形象都可以用于个体之间的社交表达。这既是社交平台微介质的技术架构使然，也是人们社交行为圈子化、小众化、精准化的要求。因此，那些内容短小、形式活泼、表达幽默的内容往往成为社交文化产品的主力，人们也在这种社交中，进一步固化了短（简短）、直（直白）、快（快速）、多（多语言）、视（视频）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以快速扫描、跳跃略读，讲求速度至上、效率至上、实用至上、相互娱乐、众声喧哗的文化体验，既是当前社会文化消费的基本心理，也是对自我个性的强化，同时也是对传统积淀式、总体式文化固有路径的否定和“权威”文化的解构。

当然，人类塑造了媒介，媒介也同样塑造了人类。这种碎片式的文化体验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毕竟这类文化体验主要以人类感性为主导,往往以牺牲人类理性力量为代价的,难免会“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围……(使)注入我们脑海的是支离破碎的弹片。”［5］即使有些移动文化产品也能产生深度的文化体验,但在移动社交平台上每日“泉涌”般内容面前、在碎片式的时间段内，人们也难以以理性的眼光去透视深度产品的价值，而“从根本上瓦解理性自律个体的型像”，“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6］只能在这种轻度文化体验中，将深厚、理性、智慧的人类文化压缩成感性、扁平、单一的向度，造成托夫勒所说的对社会的“轻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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