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信息治理的過去和現在

摘 要：色情信息治理是傳媒內容規制中重要的領域。厘清它的由來、發展與爭議，有助於更清醒地認識這一問題。“掃黃打非”作為我國色情信息治理的重要舉措與政治存在著一種緊要而敏感的聯系，其不加區隔的實施方式也很難適應當下的傳媒環境和受眾需求。“去政治化”和區隔不同受眾的媒介環境應該成為我國色情信息治理的出路。

關鍵詞：色情信息治理﹔“掃黃打非”﹔“去政治化”﹔媒介環境區隔

一、引 言

色情信息治理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不管傳播技術如何發展、傳媒世代如何轉換，色情信息始終夾雜其中困擾著人們。特別是傳播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治理難度提升，讓人們更多地聚焦於技術、法律等層面來探討如何應對這一問題。本文無意探究這些微觀操作層面的問題，而是希望通過對色情信息治理發展演變的縱向梳理，和對我國傳媒政策情境的具體剖析，把脈色情信息治理的機理，從而找准未來政策演變的趨勢。

二、色情信息治理的由來

色情信息治理是一個全球普遍的話題。在已知的現代文明中，通過法律手段檢查或控制各類色情作品的做法始終存在。而控制淫穢作品的法律和執法機構則始於19世紀，並在19世紀中葉得到擴大。以照片、廉價小說、色情雜志手冊形式出現的流行色情出版物，在西歐許多國家紛紛遭到查禁。在美國，以圖書檢查官安東尼•科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為首，也發起過一場反對這種“敗壞和腐蝕”人類靈魂的作品的運動。在他的倡議下，美國聯邦政府於1873年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對郵寄任何“猥褻、淫蕩、骯臟和下流的文章作品”的人，處以罰款和監禁。電影和電視剛剛出現時，也遭到了有關性的內容的限制[1]。與這些審查措施始終伴隨的就是地下色情產業的暗流涌動。

進入20世紀以后，新的性理論的興起，藝術界對性主題的興趣復蘇，導致含有性內容的公開出版物的增加，對色情作品的審查也相應地穩步上升。在美國，從聯邦到州政府、市政府都開出了一長串的禁書書單。結果連《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都隻能通過節本才能問世，電影裡禁止表現娼妓、裸體、性病、生育等鏡頭。這些嚴苛的審查制度，均是在“公眾利益”的名義下進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的審查浪潮突然急劇退卻。原本一直是性審查機構的法庭，在1945年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反審查制度的決定。1952∼1965年間，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就如何定義淫穢、淫穢作品的社會效果以及什麼人有權作出判斷的問題，展開激烈的法庭斗爭。法庭作出的一系列開放的決定，改變了在文學、電影和刊物中限制色情作品的法律氣氛。從40年代末色情雜志上的裸女背影，到50年代的乳房側影，到60年代乳頭和女性陰部在雜志上出現，再到70年代男女性生殖器的逼真再現。這一系列現象宣告了色情作品審查制度的失敗[1]。

雖然反對色情作品的呼聲也始終存在，但是在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的保護下，已然形成了“私人擁有色情書刊，或是向資源的成年人出售、分發色情內容不受法律限制和懲罰。隻有在公眾場合公開向非自願的觀眾或孩子們展示色情內容才是該被禁止的”[2]，這樣一種共識。在歐洲的資本主義文明國家中，也出現了與美國一樣的趨勢。

21世紀初，以前應該被列為色情的事物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和各種形式的演出中。不過，與成人色情信息普遍開放的情形不同，對於兒童色情則始終保持著比較謹慎的保守態度。目前，將成人與兒童的媒體環境相區別的媒體作品分級制度已經在美國、歐洲、新加坡、香港等許多國家和地區普及開來。

在其他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制度的國家中，對於色情信息的態度則大相徑庭。比如在穆斯林國家，法律明文規定婦女出門必須戴面紗或蓋頭，更遑論在媒體中裸露身體。在中國，當60年代西方色情作品日益解禁的時候，中國則在文化大革命中將所有引起性聯想的作品當做齷齪、罪惡的東西而一律禁絕。這些構成了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色情信息治理的多樣態發展。

三、色情信息治理的困境

通常色情信息治理的理據主要有以下幾種：道德的原因﹔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及女性主義的訴求等。其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不當或過度的性刺激帶來的對社會秩序的破壞，重點保護兒童的健康安全和女性的安全與權益。縱觀色情信息治理的發展和論爭，這些理據又可以歸結為一個核心的問題：色情信息到底對社會和個人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及如何評估這些影響。色情反對者認為，色情信息通常會使人腐蝕墮落，從而加劇性沖動和性暴力，性犯罪和色情信息之間的聯系被視作毋庸置疑的。這也是早期嚴苛的審查制度所堅持的信念。他們還認為兒童更天真、更容易受腐蝕，所以，哪些東西可讀可看應該以兒童的潛在反應為標准作出判斷。哪怕最低限度地接觸色情物品，也必然會導致意志薄弱者的墮落[1]。與此相對，色情支持者則認為，那種性沖動會因簡單刺激喚發起來的理論假設，錯誤地估計了性的特征及色情品的作用。性欲在現代個體化的社會中已成為構建自我的重要因素[3]。色情品創造的幻想世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從社會生活中解脫出來的機會，一個從性的愉悅中得到短暫的快樂的解脫的機會。甚至有人認為，色情品可以有助於減少攻擊性性沖動。然而，事實是，反對者和支持者的立場都缺乏有效的支持論據。因為色情信息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在技術上是很難表現出來的，太多這種影響又是在實驗室研究基礎上得出來的。而現實生活中，人們所處的環境極其復雜，任何一方都極易找到支持自己立場的個案或局部數據。於是，色情信息的影響仿佛陷入了一個既無法証明又無法証偽的尷尬境地。

二戰以后，隨著民主意識和個人權利意識的風靡，色情信息的治理越來越艱難，不斷遭遇非議，在很多國家則不得不作出讓步。60年代，丹麥更是作了一個舉世矚目的自然環境中的試驗，分兩個階段逐步開放了色情品市場，規定這些色情品可以生產和銷售給16歲以上的公民。其結果，丹麥社會並沒有像反對色情合法化的人所預言的那樣毀滅，只是在最初解禁的時候出現過購買的高潮，之后人們熱情消退。另外還發現某些類型的性犯罪有顯著的下降。丹麥的實驗結果更加鼓勵了那些對色情信息解禁的主張，色情信息的治理從關注普遍的社會惡劣影響退讓到強調色情信息對未成年人的惡劣影響。即使這一點也遭到了人們的質疑，依據美國性學家西蒙和蓋格農（1984）的性腳本（sexual script）學說，色情作品是由那些知道它的腳本的人們來消費的。未成年人因為很難在自己的生活腳本中找到共鳴，所以他們很難看的懂色情品[4]。因此，讓成年人“屈就”去照顧未成年人的標准就變得很可疑。不過，最終很多國家選擇了將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環境區別開來的做法。

四、我國色情信息治理的政治意味

古往今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性總是與政治裹挾在一起。西方社會中，支持對淫穢色情品的傳媒審查也好，還是反對針對淫穢色情品的傳媒審查也好，都可以與政治聯系起來。比如，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政府鞏固政權和淨化社會的運動就首先從禁止淫穢色情品開始﹔在俄羅斯，有的地下組織會把自己命名為“進步政治色情團體”，把淫穢色情品的女主人公視作政治革命之象征，以性解放來對抗政權。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性原本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也不是有罪的事，是一件有益於健康和人倫因而很自然的事情。但自從宋明理學之后，性開始變得不那麼光彩起來。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把打擊色情行業當做政權合法化和正義化的一項工程。文革期間，性更被認為是齷齪、罪惡的。當西方社會民主化浪潮風起雲涌，性解放成為一些人群爭取政治權利的旗幟的時候，在中國，性則是不可言說的禁忌。即使在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之后，政府繼續將打擊色情行業和治理色情信息作為淨化社會環境的重要之舉，這便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掃黃打非”政策的出爐。淫穢色情是危害人們身心健康、污染社會文化環境的文化垃圾，這一思維慣性始終在管理部門中發揮著作用。在多年的政策推行和媒體宣傳中，這種認識甚至逐漸成為很大一部分國人的普遍共識。

改革開放發展至今天，雖然我們聽到越來越多對色情信息的不同聲音，對於節目分級的呼聲也時有出現，但是政府在這方面卻始終未曾鬆口。“掃黃打非”已經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常規性制度安排，而且每當社會輿論活躍或社會氛圍緊張的時候，政府常常會首先從抓傳媒的道德標准來入手。《南方周末》2010年初採寫的一篇報道就顯示，依據每一年國家的政治生活不同，“掃黃打非”工作的重點也會有所調整。在十七大、奧運會、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大慶等重要時期，此項工作會格外緊張。但就普通年份而言，元旦、春節、“兩會”、六一兒童節，以及國慶節前后，“掃黃打非”力度會達到頂峰。中國社會現今的經濟發展成果已經顯而易見，但是文化的迷失和道德的淪喪卻成為廣受詬病的社會問題，面對社會的轉型和躁動，“穩定高於一切”成為執政者奉行的原則。在此種情形下，政府愈加不敢作出大膽的開放之舉，尤其是在與道德直接聯系起來的色情問題上，繼續採取謹慎保守的態度和政策。因為色情信息治理與政治和政權的這種緊要而敏感的聯系，造成了我國色情治理獨特而復雜的狀況。

五、我國色情信息治理的僵化

中國大部分傳媒政策基本形成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由於制度和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造就了傳媒政策內在的痼疾。從建國到1979年，我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形成了全能統治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雄踞社會之上，對社會實施全面徹底的支配性管理[5]。長期的支配性地位，使得政府決策形成一種惰性，缺乏自我檢視精神。

現今國內網絡媒體和手機媒體的“掃黃打非”政策依然延續成形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掃黃打非”工作，當時的決策者直接把淫穢色情視作危害人們身心健康、污染社會文化環境的文化垃圾，而對之全盤否定。三十多年過去了，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的改變使得這種簡單的“一刀切”舉措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比如2002年8月，陝西省延安市的一對新婚夫妻在家看黃碟被抓，成為當年轟動全國的焦點事件。當時人們更多地將討論重心放在了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矛盾沖突，此事件也被當成了一起惡劣的侵犯民事權利的案件。而對其背后所蘊含的有關性的理論卻未引起人們的深切關注。所以直到現在，國人關於性作品對性行為影響的觀念，以及什麼人有權作出他人可以看什麼不可以看什麼的決定，這些核心的問題都缺乏深刻理性的討論和認知。國內掃黃舉措對人類基本性需求的忽略也帶來了諸多的負面效應。一方面，當人們無法從正常的途徑獲取正常的需求時，必然會滋生出不正常的獲取途徑。長此以往，我們將很難真正地從性中解放出來，隻怕社會將朝向更糟糕的方向脫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政府日益失信於民，公眾嚴重懷疑政府的智慧，形成反向解讀習慣的局面，使得政府的許多傳媒政策有名無實。

政府僵化的思維還直接反映在各類政策與法規的文本中，其語言表達籠統、簡單重復。在很多涉及內容規制的條文中，我們頻繁可以看到那九條被禁止的內容中，如有關色情信息的規定是：“（七）散布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凶殺、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具體何為淫穢、何為色情，我們卻很難找到更具體的解釋。在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中形成的“低俗十三條”，雖然有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但帶來的卻是更多的困惑。全國“掃黃打非”辦的工作人員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示，根據低俗十三條，許多原本應該是黃色內容的卻列入低俗范圍去了。所以他們也難以說清黃色和低俗之間的區別。而對十三條中“以庸俗和挑逗性標題吸引點擊的內容”、“直接暴露和描寫人體性部位的內容”等等卻又缺乏可操作性。就連專職的工作人員都難以辨別，更遑論他人。所以也就出現了2012年7月9日11點49分，央視在播出意大利文藝復興名家名作展報道時，將米開朗基羅著名雕像大衛阿波羅生殖器部位打上馬賽克的事件。這些都反映出了我們國內從管理部門到媒體人士對色情信息認識的幼稚程度。

六、我國色情信息治理未來的轉向

雖然針對傳媒色情治理的爭議不斷，但是各國政府始終都沒有對傳媒色情放任不管。本文的初衷也正是希望在新的傳媒環境下，認真地拷問政府的傳媒政策，思考未來的出路。社會的發展和新媒體的涌現，已然為我們撕開了一個反思和改革的口子，關鍵是我們能否抓住機會、順應潮流、勇敢決策，邁出傳媒政策轉型的步伐。結合以上分析，針對色情信息治理問題本文提出以下思考。

（一）色情信息治理“去政治化”，回歸問題本位

前文分析了我國色情信息治理的政治意味，發現“掃黃打非”與政治、政權之間存在著一種緊要而敏感的聯系，甚至被當作粉飾政府道德立場的工具，有需要時就使勁地拿來說事。這就造成一方面缺乏對問題獨立客觀的認識，往往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將問題擴大化、嚴重化﹔另一方面政策缺乏連貫性，有時猛烈打擊，有時則比較“疲軟”。要改善這種狀況就需要做到“去政治化”，即首先從認識層面上，解除色情信息治理與政府、政權道德水平的關聯，就事說事，不做任何的“政治聯想”，不濫用“中國特色”式思維，認清問題的根本與普遍規律。色情信息是與性或性暗示有關的信息，性行為是人皆有之的生命現象和生活體驗之一，它關乎倫理秩序，但根源於生理和心理。運用科學的視角來看待它，才不至於將其關進道德的牢籠裡。其次行為層面上，鼓勵和引導行業機構、民間非政府組織等更多地加入到色情信息治理中來，讓自律機制和共管機制更多更好地發揮作用。社會中的很多問題並不是都需要政府來親力親為地解決，比較其他各國在色情信息治理上的經驗，除去在傳統媒體時期確立的立法規制以外，面對新興的數字化媒體，許多國家都傾向採取行業自律的方式，由從業者組成獨立的、強而有力的民間機構用行業規范的手段來達到治理的目的。因為色情信息還涉及未成年人保護問題，家長也常常被動員起來加入到日常傳播環境控制的環節中來。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斟酌和借鑒。

（二）有分別地看待傳播行為，區隔媒介環境

有關人和社會的問題從來都是復雜的。特別是中國社會當下的現狀，呼喚決策者多用復雜性思維來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特別是在面對新媒體進行決策時，比如手機媒體融合了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等多種傳播模式，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在手機上愈加頻繁和貼身地發生著。公共管理是有邊界的，這就需要管理者必須厘清其中的界限，謹慎使用公權力。而在色情信息的治理上則又需要區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知識環境，尊重人的多樣訴求。任何心智成熟的成年人都具備獨立的認知和選擇能力，他們有權利自由地實踐自己的生命體驗。而且歷史上大多數主要文化都有關於性活動的記載，對性本能和人體美的藝術興趣也普遍存在。這個部分的需求和權利要加以正視和尊重。未成年人在心智均不成熟的情境下過早地接觸不當的色情內容，對其性認知和性成熟都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需要對未成年人加以特別的關注和保護。這就要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媒介環境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不僅在於認定色情信息本身，而且要看接受的對象或出現的場合。傳播媒介作為重要的性環境的構建平台，在人類的性行為規范秩序建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傳播的過程又是多元復雜的。當下國內在色情信息治理上過多地強調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而缺乏對成年人的關照，簡單地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鍋煮”，結果是青少年未受到應有的保護，而成年人的文化娛樂和藝術家的創作則受到過多的束縛和干涉[6]。而且，由於成年人內在的需求和相對強大的社會行動力，讓色情信息總是能夠得以幸存和傳播，甚至有向未成年人擴散的傾向。這樣反而會惡化未成年人的媒介環境，與政府“掃黃打非”的決心背道而馳。總之，依據傳播對象和傳播情境對媒介環境進行區隔不失為一個理性的選擇。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政府對手機媒體內容管制的問題與對策研究”（11CXW03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李亞玲，女，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網絡傳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新媒體研究。

參考文獻：

[1] (美)約翰·蓋格農著.李銀河譯.性社會學——人類性行為[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

[2] (美)喬爾·魯蒂諾,(美)安東尼•格雷博什著.霍政欣,羅贊,陳莉,曹海鳳譯.媒體與信息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 (法)米歇爾·博宗.侯應花,楊冬譯.性社會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4] William Simon and John H. Gagnon. Sexual Scripts[J]. Society, Volume 22, Number 1, 1984.

[5] 徐邦友.自負的制度:政府管制的政治學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6] 談大正.色情信息法律規制和公民性權利保護[J].東方法學,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