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歌曲》的審美形態分析

摘要：從1984年第一屆《中國青年歌手大獎賽》初現熒屏，時至今日，大型音樂類選秀電視節目已歷經數次轉折，進入全盛時期。在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唯有新鮮的形式包裝、高品質的內容呈現、成熟的營銷推廣才能助力音樂類選秀電視節目突出重圍，成為行業翹楚。本文以《中國好歌曲》為例，分析其豐富多元的審美形態，指出其創新、兼容、開放的審美價值取向，以期對音樂類選秀節目的高速發展起到借鑒作用。

關鍵詞：中國好歌曲﹔音樂類選秀節目﹔審美形態

2014年1月，由燦星公司制作包裝的《中國好歌曲》在央視三套登陸電視熒屏。這檔與《中國好聲音》同款異質的音樂類選秀節目起初並未獲得太多的關注。直到第二期播出時，它以1.91%的收視率打敗了湖南衛視群星雲集的同類節目《我是歌手》，並遙遙領先於同期播出的《天天向上》《最強大腦》等熱門節目。這時，公眾和媒體的目光才開始驚異地聚焦於這款號稱打造“中國電視史上首次大型原創音樂秀”的節目上。在經歷了三個多月的盲選、組隊、PK之后，從《中國好歌曲》中流出的新人新曲開始頻繁出現在大眾視野，如霍尊《卷珠帘》、趙照《當我老了》等。2015年，第二季《中國好歌曲》繼續保持強力勢頭，更多高質量的好歌金曲隨節目的播出而流行，並成為多個大型音樂網站的點播金曲。由這檔節目打造出的三首優秀作品《當你老了》《卷珠帘》《從前慢》一舉成為2015年春晚的力推之作。這標志著《中國好歌曲》節目獲得了市場與官方主流價值的雙重肯定。

在當前音樂類選秀節目激烈競爭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一批同質化嚴重、制作粗糙、內容蒼白的節目逐漸成為市場泡沫，最終被淘汰﹔另一方面，《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等行業翹楚憑借差異化的市場定位、新鮮的賽制規則與精細的包裝推廣實現了市場與口碑的雙贏。《中國好歌曲》作為后起之秀能夠異軍突起，其成功的示范意義引人思考。它將音樂類選秀節目更多地帶回音樂本身，其審美形態的多元化、審美價值的高質化是節目的活力源泉。

一、審美創造對審美飽和的突破

綜藝類電視節目具有三大核心功能：娛樂、審美、教化。由於音樂類選秀選秀節目必須以音樂為傳播主體，因此，其三大功能必然出現主次分化。這類節目必須首先通過音樂載體使觀眾獲得審美感受，由此達到教化目的，同時，它的娛樂功能也必須與音樂相關，這是它區別於一般綜藝類電視節目的明顯特征。由於音樂審美的核心作用，選擇什麼樣的音樂風格、營造什麼樣的審美氛圍成為音樂類選秀節目成功的關鍵之一。在這一點上，無論《中國好聲音》還是《我是歌手》均下足了力氣。《中國好聲音》邀請經驗豐富的音樂制作人劉卓擔任藝術總監，由業界一流樂手組建成現場樂隊，並對歌手所選曲目均進行精心編配。《我是歌手》對音樂質量的追求更加有高度，其現場伴奏由一個或多個樂隊重組而成，常常涵蓋流行樂、搖滾樂、交響樂等多重音樂屬性，除節目組選配的頂級樂手之外，參賽的知名歌手還常常自帶配樂班底，因此《我是歌手》呈現在舞台上的音樂較之《中國好聲音》更加恢宏大氣、豐富絢爛。這種演唱會級別的編排與配樂在一檔音樂類選秀節目中出現，實屬罕見。然而，再華麗的配樂、再花哨的改編都必須建立在原曲的基礎上，這兩檔節目所選的曲目均是已公開發行的歌曲，觀眾在耳熟能詳之后，不免進入了審美飽和。

所謂審美飽和是指在圍繞單一審美對象進行多次審美活動后，審美主體的情感機制逐漸進入閉合狀態，是審美主體應激性的疲勞反應。在音樂審美活動中，一首歌曲、一種音樂風格重復收聽的次數越多，其審美飽和度出現的幾率越大。突破審美飽和點的唯一方式，就是審美對象的創新式發展。《中國好歌曲》具備了《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兩檔優秀節目所沒有的天然優勢。《中國好歌曲》以打造中國最大的原創作品展示平台為目標，大力扶持新人新曲的成長。從2014年第一季至今，累計在《中國好歌曲》中出現的創作人有103位，新曲目則達到了154首。這些歌曲既涵蓋了觀眾熟悉的流行樂（POP MUSIC）、Rhythm & Blues(節奏布魯斯)、說唱（Rap），也包括不常出現在公眾審美領域的爵士樂(Jazz)、搖滾(Rock)、獨立民謠（India Folk）、靈樂(Soul Music)等。這些元素豐富、新鮮異質的音樂無疑給觀眾帶來一場別開生面的審美盛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隻有音樂才能喚醒人的音樂感覺，對於不懂音樂的耳朵，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①這段對於音樂審美過程中主客體相互依存關系的論述，在《中國好歌曲》的審美實踐中獲得了深刻見証。隻有富於創造性的音樂才能叫醒觀眾已然深度疲勞的耳朵，也正因為觀眾自願並熱情地參與這一審美實踐，審美客體即音樂本身才產生了更為豐富的意義。

二、主流審美與個性審美的兼容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流行樂壇的音樂風格逐漸由“情感化”替代“政治化”。台灣歌手鄧麗君的柔婉氣聲和顫音進入中國大眾的聽覺系統，深受大眾喜愛，風靡一時。這代表著人們對激越、高昂的政治樂音的逃離。同期出現的以崔健為代表的搖滾風、以羅大佑為代表的民謠風也表達了鮮明的政治反叛意圖。進入90年代，在商品化大潮的全面席卷之下，音樂制品同樣也成為流水線上被大量復制的文化產品之一，同質化、世俗化不可避免地成為音樂審美的主流。以香港“四大天王”、台灣“四小天王”為代表的流行歌手品牌被不斷樹立，然而，品牌的多樣性沒能掩飾音樂風格的單一性與中庸化。大量旋律簡單、調式平和、情感起伏不大的作品充斥著音樂市場，音樂界主流審美背后的政治彌合功能取代了短暫的政治叛逆，以娛樂化的表象消解著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溝壑。正如哲學家馬爾庫塞在《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中所言：“娛樂帶來的快感，可以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政治上獲得平等感，最終，這種平等感會令人不再有能力去想象與現實不同的生活。”②

這種主流審美意圖在上世紀90年代的唱片黃金期席卷了聽眾視野。在唱片界進入疲軟期之后，21世紀的近十年裡，大部分音樂類選秀節目充當了主流審美意圖的大力推進者，即使在《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這樣的高投入、大格局的成功音樂綜藝節目中，由音樂本身直接表達的個性訴求、反叛沖動、思索光芒也少之又少，僅成為主流審美的另類裝飾品。如《我是歌手》第三季中，中國搖滾界的代表人物崔健與參賽歌手譚維維共同演繹了《魚鳥之戀》，兩極化的評論証明了搖滾樂在公眾審美中的邊緣地位。而本季最后的冠軍頒給韓紅，也充分說明了節目組向主流審美靠攏的強烈意向。然而，在《中國好歌曲》裡，整體審美傾向均透露出力圖打破主流審美霸圖的信息。從節目組邀請的歌手看，大批活躍在各大搖滾、民謠音樂節的歌手被請上電視熒屏。這些長期絕緣於公眾媒體的創作歌手，實際上早就是個性音樂領域的行家。不管是第二季的杭蓋樂隊、馬條、趙牧陽還是第一季的莫西子詩、趙照，他們的作品均脫離了淺表的抒情和無力的喟嘆。如杭蓋樂隊的作品《杭蓋》與《輪回》體現了超越個體經驗的生命哲學思考，又如趙牧陽的作品《俠客行》用悲愴激越的鼓點表達了西北文化與人生體驗的相互碰撞與交融。此外，對於更年輕的個性創作人，這檔節目給予了更多的扶持與鼓勵。如劉歡團隊的裸兒、蔡健雅團隊的蘇運瑩均在節目中獲得了充分的肯定及未來發展的助力。

三、民族元素與外來文化的融匯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全面碰撞起始於二十世紀之初，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引領下，文化領域的眾多產品都開始遭遇全面革新的機遇和挑戰。在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關系的問題上，中國現當代音樂創作者一直在試圖摸索出一條融合共生的道路。從二十世紀之初至今，雖然我們明顯看到傳統戲曲、傳統民族器樂的中心地位已不復存在，但是一批又一批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音樂作品仍給予了我們走向世界的信心。這其中既包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第一代中國現代音樂家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也包括1959由何佔豪、陳綱創作的“西體中用”③典范作品《梁祝》。進入新世紀以來，即使中國流行樂壇已充斥了黑人街頭藝術Hip-hop等西方曲目，但中西方文化融匯的實踐仍在音樂界深度持續。例如王力宏、周杰倫等人在Hip-hop音樂的基礎上融入中國戲曲元素，並使歌詞向古詩意境靠攏，形成新的“中國風”。這種創作形式在流行樂壇掀起熱潮，表明中國音樂創作人及大眾以開放的姿態對待民族元素與外來文化的融匯。

在《中國好歌曲》的舞台上，對於民族元素與外來文化的融匯一直報以全力支持的態度。從第一季冠軍霍尊到第二季冠軍杭蓋樂隊，其作品都有明顯的文化交融傾向。如霍尊的作品《卷珠帘》採取的就是新“中國風”的創作路線。與王力宏、周杰倫等人不同，霍尊的編曲並非基於黑人音樂文化，而是來自於北歐的凱爾特民謠。這種流行於愛爾蘭、蘇格蘭地區的古老旋律是當代音樂的重要靈感源泉。保羅西蒙聞名遐邇的《斯卡布羅集市》，其調式就來自凱爾特民謠《精靈騎士》。霍尊在創作談中也並不諱言：“在看一部北歐情懷動畫片時獲得靈感”。在悠遠綿長的北歐曲調之上，霍尊進行了一系列中國古風的拼接﹔在歌詞編纂上，詞作者採用了宋代詞牌名《卷珠帘》。即使歌詞經過現代漢語的重新編排，這首原表達女子閨閣幽怨的古詞仍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古典意境，其詞匯意象的選擇——如明月、紅妝、墨色等，與整體意境的古典美也十分相契。在最后一輪演唱當中，導師劉歡在配樂上加強了蕭、琵琶等民族器樂的參與，整首歌曲的中國元素進一步豐富起來。第二季冠軍杭蓋樂隊所創作的音樂是更廣義的文化融合范例。杭蓋樂隊的主要音樂源泉來自於蒙古長調，這種高亢悠遠、以音勝詞的蒙古族傳統音樂是大部分杭蓋作品的基調。在配樂方面，主音馬頭琴展現出草原蒼涼遼闊的畫面，樂隊主唱巴圖巴根的發音方式也非常獨特，在蒙古音樂中稱為呼麥。以上民族元素在與現代搖滾樂融合的過程中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朋克、重金屬等西方搖滾元素的加入使蒙古長調更具有現場感以及激蕩人心的力量。

四、結語

《中國好歌曲》豐富多元的審美形態為其創造了市場與口碑的雙贏，部分優秀歌曲的傳唱度與影響力不亞於《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快樂男生》等以造星為目的的著名音樂選秀節目。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好歌曲》所透露出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中國流行樂壇未來發展的新方向，即主流與個性的兼容、民族與世界的融合。唯有創作力旺盛的樂壇才能保持傳播的熱度，《中國好歌曲》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為中國流行樂壇的創作人提供了才藝展示的平台和在樂壇發展的重要助力。

注釋：

①馬克思著,劉丕坤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馬爾庫塞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③范曉峰.當代音樂文化審美的社會心理背景[J].中國音樂學,2001(1).

（作者系廣西財經學院文傳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