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劇《民兵葛二蛋》的當代義利價值觀倡導

摘要：在當今大眾傳媒時代，影視劇不應忽視對當代價值觀的倡導。抗戰劇《民兵葛二蛋》對義利沖突的形象化表達，不僅賦予戰爭義利觀詮釋，還表現了對生存、權力和愛情等問題的義利觀思考。《民兵葛二蛋》為當前影視劇做好當代社會價值觀倡導提供了范例。

關鍵詞：抗戰劇﹔價值觀﹔民兵葛二蛋

過度依賴娛樂化手段吸引受眾，而忽視對受眾的當代社會價值觀宣傳，是當前許多影視劇存在的問題。電視劇作為當今最主要的藝術形式，“應當通過創造和傳播自身的藝術價值，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引領整個社會文化價值的責任”①。當前，抗戰劇也不能僅停留在娛樂化層面上，而要注意劇作的社會教化功能。

電視劇《民兵葛二蛋》以義利觀視野下的“另類”抗戰敘事，完全顛覆了受眾以往對抗戰劇的印象。該劇主要表現了曾經的患難兄弟葛二蛋和麥子在抗戰期間因不同的義利觀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俠肝義膽的葛二蛋，從一個邋遢、渾不講理、喜歡賭博的農村二流子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革命英雄﹔而自私自利的麥子卻淪為令人唾棄的漢奸。《民兵葛二蛋》不但從義利敘事的角度對戰爭予以新的詮釋，而且對生存、權力和愛情等問題從義利敘事的角度給予闡釋。劇作既表現了對傳統優秀義利觀的維護，又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義利觀的倡導。該劇對義利觀的形象化表達，為影視劇如何做好當前社會價值觀的倡導提供了范例。

一、戰爭的義利價值觀宣傳

當前抗戰影視劇大多注重表現抗戰軍民的愛國主義行為，一般僅停留在展示愛國主義或英雄主義精神層面上，而往往忽視從義利觀的角度展示抗戰劇的宣傳教化功能。事實上，戰爭行為本身往往包含著義與利的沖突。“英雄主義的傾向便是一種善的、正義的生命創造力，智慧，勇敢，堅毅以及愛人類愛民族的使命和行動的總和。”②《民兵葛二蛋》是一部表現戰爭英雄主義的作品，戰爭年代不同義利觀的沖突，是該劇的敘事重點。

義利問題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傳統義利觀念中，“義”一般指符合社會准則和道德規范，還指公共利益﹔“利”一般指個人私利，常指個人的物質利益。傳統的儒家義利觀要求“先義后利”，講求“以義制利”。馬克思主義義利觀主張“既要講‘利’，又要言‘義’”③，是辯証統一的。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④這充分肯定了個人對正當利益追求的合理性。

人的利益驅動或追逐的傾向，往往具有正反兩面性，“既可能驅使人去追求正當（對稱互惠或符合道義）的利益，也可能導致人們追逐不當（損人肥己或違背道義）的利益”⑤。趨利避害是人固有的本性，在戰爭災難降臨時，人的利益驅動傾向的兩面性往往更明顯。葛二蛋和麥子不同的抗戰目的體現了不同的義利觀，恰好體現了抗戰利益驅動的正反兩面。葛二蛋參加抗戰最初是出於民間復仇的“仗義”思想。葛家村因有人出賣村中八路的信息，結果導致全村150多人被日軍殺害。葛二蛋原本想找到告密者替全村人報仇，但在尋找告密者以及與日軍斗爭的過程中，他慢慢將家仇轉為國恨。他從八路軍戰士身上感受到民族大義的崇高與偉大，其民間的仗義漸漸轉化為民族大義。與葛二蛋不同，麥子抗戰的目的不是出於義，而是為了追求非正當的個人利益。麥子當偽軍的直接原因雖然是為了救苗子，但根本原因還是為自己能在亂世中偷生。做了偽軍后，麥子也有與日軍抗爭的行為，但主要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勢力，為了日后能獨霸小街鎮。為個人利益，他殺人滅口，親手殺死自己的岳父﹔為個人利益，他殘忍地殺害了李舜等“自家”兄弟﹔最后竟喪心病狂地害死了苗子。《民兵葛二蛋》通過敘述葛二蛋和麥子不同義利觀的選擇，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同道路和命運，形象地說明了抗戰不僅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還存在著人與人之間不同義利價值觀的沖突。

戰爭不僅存在著人與人之間不同生存價值觀的沖突，還有黨派或群體間不同義利觀的矛盾和斗爭。《民兵葛二蛋》表現了八路軍及民兵、國民黨軍隊和日本偽軍等不同黨派或群體的義利沖突。八路軍和基層民兵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都有為民族大義而戰的英雄精神。當義與利不能兼顧時，他們勇於舍利取義。國軍和偽軍在抗戰中極端自私。如對於繳獲的毒氣彈，八路軍想將其銷毀，目的是不想讓毒氣彈禍害人民﹔國軍想自己帶走﹔偽軍則想自己保管。國軍和偽軍純粹是出於自私的目的，根本不考慮毒氣彈可能會給人民帶來危害。共產黨的軍隊、國民黨軍隊在抗戰過程中，行為和思想也完全不一樣。如在七裡溝戰斗中，當八路軍及民兵同日軍交戰時，以老周為首的國民黨軍隊卻臥兵不動，企圖坐收漁翁之利，借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八路軍以及基層民兵為民族大義而戰的行為及精神贏得了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並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而國民黨軍隊和日本偽軍，因極端自私失信於民，最終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

從國家層面上來說，國家之間的戰爭也是義與利的沖突，是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馬克思主義者依據戰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促進或阻礙，把戰爭區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類。抗戰不僅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也是中國與日本之間關於正當利益和非正當利益的沖突。該劇表現了日本侵略者自私的民族利益﹔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為了維護民族和人民的安定和平。義利沖突也決定了正義的民族戰爭注定會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非正義的侵略行為。

總之，《民兵葛二蛋》對義利沖突的形象化敘事，賦予戰爭以新的詮釋。戰爭不僅是敵我雙方的斗爭，還存在著義與利的沖突，斗爭的最終結果必定是正當的“義”戰勝非正當的“利”，無論對個人、黨派、群體或國家來說，都是如此。

二、生存、權力與愛情的義利價值觀倡導

在敘事策略上，《民兵葛二蛋》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廣大抗日軍民與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另一條是以葛二蛋和麥子為代表的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沖突。從敘事主題和重點看，兩種不同生存價值觀的沖突是該劇的敘事主線。《民兵葛二蛋》中，戰爭僅是背景，而通過戰爭表現對生存、權力和愛情等問題的義利觀思考，是該劇不同於其他抗戰劇的特點之一。

人生存於世應持何種價值觀？為公還是為私，追求正當還是非正當的利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觀。《民兵葛二蛋》的不同人物對此給予了不同的回答。葛二蛋本是一個喜歡賭博、渾不講理的農村二流子，但在國難當頭時，他卻憑敢做敢為的精神和對正義的追求逐漸成長為俠肝義膽的革命英雄。在戰爭災難降臨時，他沒有屈服﹔在日軍的利益誘惑面前，他沒有迷失自我。這全憑一顆追求正當利益的仗義之心。葛二蛋更多想到他人、群眾的安危，而麥子更多想到個人的生存利益。麥子也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行為，但他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劇中張耀祖是一位懦弱的生存者，他膽小、自私、精明、躲避、不出頭，是一個典型的混世者，是亂世中弱者形象的代表。但在戰亂年代一味地怯懦也並不能躲避災難，他的死表明了在亂世中懦弱偷生之路是行不通的。《民兵葛二蛋》形象地告訴人們，人生於世不能自私自利，不能懦弱偷生，要敢於追求正當利益，要敢作敢為、正直仗義、光明磊落。

《民兵葛二蛋》從義利角度對權力問題予以重新思考。人對權力的追求要通過正當手段，要追求正當的權力利益。劇作主要通過葛二蛋和王喜寬、麥子和查五爺等人對權力的態度和言行來表達劇作的思想。葛二蛋和王喜寬都想當塔灣村的民兵隊長，但兩人的手段不同。葛二蛋用正當手段追求權力，通過訓練提高自己的本領，通過正直仗義的人格魅力取信於隊員。而王喜寬為了謀取民兵隊長的職位，竟採用非正當手段。為能在打靶時勝過葛二蛋，他事先把葛二蛋槍支的准星故意調偏。王喜寬因丟了義，也丟了權。劇中麥子和查五爺的權力之爭更是驚心動魄。他們都是極端自私之人，為了小街鎮的地盤兩人斗得你死我活，用盡各種卑劣手段。如麥子為了讓查五爺受制於自己，先設圈套殺死橫井，然后嫁禍於查五爺﹔而查五爺為了打擊麥子，惡毒地請日本人來強奸麥子的妻子。兩人在國難當頭時置民族大義而不顧，卻為個人權力私欲拼得你死我活，讓觀眾發現權力面前人性的丑陋，發現“窩裡斗”的國民劣根性。

《民兵葛二蛋》對愛情也有義利觀的闡釋。該劇主要通過葛二蛋與苗子、李秀玲、狗屎娘和孟喜子之間的感情糾葛，以及麥子與李秀玲、良子的愛恨情仇來表現愛情觀念。葛二蛋對愛情的態度和言行，是建立在正當義利觀的基礎上。如果說葛二蛋與苗子、狗屎娘之間的感情糾葛還談不上義，那麼葛二蛋與李秀玲之間的感情處理就已明顯透露出傳統“義”的思想。葛二蛋和李秀玲之間有朦朧的好感，但當葛二蛋聽說麥子喜歡李秀玲，他就主動退讓了。在與王喜寬、劉晉水以及孟喜子之間的多角戀競爭中，葛二蛋之所以能勝出，主要靠他對正當愛情的追求。與葛二蛋不同，麥子把愛情理解為一種自私的、非正當的佔有。因麥子對李秀玲父女有恩，麥子就想讓她用身體來報恩，李秀玲萬般無奈下與他結了婚。麥子對李秀玲的愛更多的是佔有。麥子對良子的感情更自私、更復雜，包含佔有、利用和報復等多重心態。《民兵葛二蛋》正是借助一個個不同的愛恨情仇故事，形象地說明了隻有正確的義利觀念，才有真的愛情。愛情要勇於追求，要自願互愛，要忠貞專一，而建立在自私的佔有、利用或報復觀念上的愛不是真愛。

《民兵葛二蛋》借助抗戰敘事，講述了不同義利觀主導下不同的生存、權力和愛情故事，表現了正確義利觀的重要性。其實，不僅在戰爭年代不同義利觀會導致不同的人生之路，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時代也是如此。

意大利歷史學家、哲學家貝奈戴托·克羅齊說：“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⑥《民兵葛二蛋》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借助抗戰故事展現了不同義利觀對個人、團體、國家以及社會的影響，吸收眾多傳統義利文化的合理內核來構建和倡導當代社會的義利價值觀。劇作既展示了維護傳統優秀義利觀的重要性，又凸顯了弘揚馬克思主義義利觀的必要性。在當前市場經濟時代，在大多數抗戰劇因娛樂化、搞笑化、粗鄙化而招致人們批評的時候，《民兵葛二蛋》卻既能取得“迎合”了受眾的良好經濟效益，又能做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義利價值觀的倡導，顯得尤為可貴。影視劇“富有時代特征的價值觀念是它的生命 ”⑦，《民兵葛二蛋》的時代宣傳價值主要表現在它對傳統優秀義利觀和馬克思主義義利觀的展示與弘揚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追求利而又不能輕視義”的辯証統一的義利觀，在當前市場經濟社會具有重要的時代宣傳意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影視劇不能忽視對當代社會義利價值觀的構建與倡導，抗戰劇也不例外。

注釋：

①熊國榮.不能漠視電視劇的價值引領責任[J].中國電視，2012(11).

②韓雪風.說義與利[J].探索，1997（1）.

③王四代.“英雄神話”辨析[J].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

④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⑤王朋琦.走出“義利之辨”主流話語的三大誤區——讓義與利回歸各自准確的定位、定義和定性[J].齊魯學刊，2010（3）.

⑥克羅齊.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J].新華文摘，2003(3).

⑦張彬.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義與利[J].前沿，1997(4).

本文為山東省文化廳2011年藝術科學重點研究項目“新世紀山東電視劇研究” [2011154]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省臨沂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