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爭議性新聞報道看媒介與受眾框架的互動

摘 要：爭議性新聞事件的報道一直都是媒介關注的重要主題。本文通過對爭議性事件、框架理論等概念的梳理，從傳統媒介理論如議程設置理論、編碼—解碼理論視角出發，分別討論了爭議性事件報道中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的呈現方式以及二者之間的差異，提出了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之間進行有效互動的必要性和相應的互動策略，從而為爭議性新聞事件的報道提供理論參考和對策依據。

關鍵詞：爭議性事件﹔媒介框架﹔受眾框架﹔互動

一、引 言

爭議性事件的新聞報道一直以來都是大眾媒介報道的重要主題之一。所謂爭議性事件，是由社會生活中一個具體的新聞事件或社會現象觸發，引起社會參與，牽出廣泛爭議或質疑，形成“爭議場”的熱點事件和問題[1]。近幾年比較有影響力的爭議性事件，如：錢雲會事件、夏俊峰事件、念斌事件、林森浩事件等，涉及的范圍與領域都比較廣泛，很多爭議性事件甚至已經觸及到法律問題的爭議層面。

廣義的框架包括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受眾框架決定了受眾是否接受、如何接受媒體的報道，影響和控制了受眾對媒介現實和客觀現實的理解與認知[2]。而媒介框架對客觀現實的選擇與定義同樣影響著受眾對現實的理解。因此，傳播效果取決於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兩者間的互動[3]。通過框架互動，在媒介與受眾間建立起積極的協商平台，既為媒體調整議題和報道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考，也為受眾提供了表達和訴求的平台，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有助於防止因為某個新聞事件特別是爭議性事件而引發非理性、極端化的群體性事件[4]。

二、從“議程設置理論”看爭議性事件報道中媒介框架的呈現

傳播學早期形成了許多經典理論，其中議程設置理論幾乎是眾所周知並無可否認的理論。但事實上，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因為社會場域多種介入方式，不斷地修正和完善著議程設置理論。

對於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雖然早有跡可尋，但正式提出卻是在1972年，由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輿論季刊》上發表的題為《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的論文。

該理論認為：大眾傳媒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同樣也作為“大事”反映在公眾的意識當中﹔傳媒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就越高。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也就是說，大眾傳播媒介可能無法影響人們怎麼想，卻可以影響人們去想什麼[5]。眾多實証調查結果顯示，媒介對周圍環境的議程設置與受眾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度之間是有高度關聯性的。

在爭議性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傳統媒介以其權威性優勢通過對爭議性事件的新聞報道多次重復播出，使這一爭議性話題在公眾中得到強化，促使公眾將注意力轉向這些特定的話題，並引導公眾輿論傾向媒介議程的建構者。在傳統媒體對受眾的強大議程設置功能下，受眾的訴求常常是被忽視的。這是以傳者為中心的傳統媒介時代的典型特點，也是議程設置理論的不足之處。

例如，在浙江樂清錢雲會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官方媒體初期報道量並不多，本地的代表性黨報媒體《浙江日報》上僅刊出2條屬於一般性的短消息告知這一事件：2010年12月28日“樂清：通報12•25交通事故”、12月30日“排除‘謀殺’可能，溫州警方認定樂清‘12•25’案件為交通事故”。政府黨報的通報將該事件的性質進行了認定。因為該事件具有一定的爭議性，官方媒體在初期報道時極為謹慎，報道量不多也是希望減少受眾對該事件的過度關注以避免由此引發的曲解。官方媒體初期在錢雲會事件報道的這一行為表現正是議程設置理論裡所體現的“媒體不報道、受眾也就不會過多關注”的體現。

當然，爭議性事件的特點注定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爭議性，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可能可以做到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的一致性，即媒介報道什麼、受眾就會關注什麼。可是，進入互聯網時代，這種爭議性必然通過網絡討論反映出來，而且爭議本身可能影響到對事件的政策判斷或法律定論，所以媒體的新聞報道在呈現事件過程中必須遵循事件復雜的多重面向以及社會可能的多面幅度，注意新聞報道的寬度和媒介與受眾之間的互動隨時會出現的變動。

隨著對議程設置理論的深入研究，許多研究人員也開始思考如何利用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使公眾在克服共同的難題時能萬眾一心，使我們的社會運轉得更好。肖和馬丁1992年曾指出，通過議程設置，媒介可以使意見相左的團體就某些共同的議題達成某種一致，從而實現不同團體之間的對話。可以說議程設置實現了建立共識的目的，使民主得以運作[6]。對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這一理論的應用更為明顯。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在爭議性新聞事件的報道中，不僅運用了議程設置理論，實踐上也超越了這一理論，表現出將議程設置理論由靜態的報道框架向動態化、整體化方向推進的趨勢。

三、從“編碼-解碼理論”看爭議性事件報道中受眾框架的呈現

在大眾傳媒時代，由於傳統媒介功能的強大性及信息來源的權威性，其對受眾的議程設置功能也充分體現出單向性，使得受眾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介框架所影響，主要體現在受眾議程與媒介議程的高度一致性，這在議程設置的相關實驗中已得到驗証。

但是，媒介的議程設置過程不是機械的或自動的，而是與受眾個人對信息的處理密切相關。受眾對獲得的媒介信息一般會根據自己過往的經驗進行評估，受眾的評估結果和媒介的議程設置效果是否一致卻因人而異，這一特點在互聯網時代體現更甚。

可見，受眾在對媒介信息進行解讀時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狀態，因為符號具有多義性，而且受眾個人的背景也各種各樣，這使得受眾可能對媒介信息也會有多樣化的理解。因此，與媒介框架相對應的受眾框架的呈現，可以通過英國社會學教授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來進行闡釋。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提出了三種解碼立場：一是“支配-霸權”立場，受眾完全理解了媒介的編碼意圖，並按照媒介的編碼意圖進行順應媒介意圖的解讀﹔二是“協商”立場，受眾理解媒介的編碼意圖，但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媒介與受眾雙方處於充滿矛盾的協商過程﹔三是“對抗”立場，受眾偏離媒介的編碼意圖，有意或無意地對抗媒介的編碼意圖，使編碼解碼雙方處於相互對立的情景[7]。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解析中，雖然受媒介議程設置的影響，受眾解碼很大程度上容易順著媒介的編碼意圖來解讀，但受眾並非完全被動，而是對信息有一定的選擇性、支配性，受眾也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已有認知基礎、價值偏向和個性需求的影響下來選擇使用媒介信息並作自我解讀，對與自我認知不一致的內容往往會採取對抗或協商的方式進行評價和解讀。進入互聯網時代，受眾的這種選擇性、支配性更自由，這些特點在對爭議性新聞事件的報道中尤為明顯。

例如，在錢雲會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地方政府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將這一事件定性為一般交通事故。部分受眾對官媒公布的結果並無異議，認為錢雲會只是不幸遭遇車禍﹔但也有部分受眾並不認可官媒的說法，認為錢雲會是被某些被觸動利益的人謀殺致死﹔還有部分受眾認為官媒的說法雖然不可全信，但是又覺得在不清楚真相時也不應該胡亂猜疑、造謠生事。從錢雲會這一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可看出，受眾對信息的解讀和建構恰恰體現了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中的三種解讀立場，即“支配－霸權”解讀、“對抗”解讀和“協商”解讀。

根據流言發生和傳播的三個條件：流言的內容（一般是人們關心的重要問題）、正式渠道信息量不足（官媒報道量較少）、流言的渠道是非正式渠道（網絡討論）。在從正式渠道（官媒）獲取信息量不足的情況下，人們更傾向於相信來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或流言。因此，當數量眾多不明真相的網民參與討論時，各種流言在網上發酵，從而使錢雲會事件最終演變成一個被全社會關注的具有爭議的公共事件。很明顯，部分受眾在解讀這一新聞事件時，由於官媒初期的報道量較少，不能從正式渠道獲得足夠的信息，從而導致了流言的快速增殖，使得部分受眾在已有認知基礎、價值偏向上更多地表現出了對媒體信息的“對抗”解讀。

四、從媒介技術的轉變看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的互動

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傳播進入互聯網時代，由於網絡傳播的交互性和文本的互文性特點，使受眾能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選擇權，而且受眾經常成為話題的發起者和信息的傳播者，傳統的大眾傳媒時代從以傳播者為中心逐漸向以受眾中心轉變。這種轉變並不是絕對地對立，而是媒介與受眾之間形成互動的趨勢，雖然這種互動可能還會發生在受眾與受眾之間或媒介與媒介之間，但是以媒介與受眾之間的互動最為典型。

值得思索的問題是，歷史上出現的傳播理論不一定能解釋網絡時代的新聞報道問題，互動性在網絡時代是一個顯著特點。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互動強調了多向的互動性、社會整體性、動態性、政策性參與，由此可見美國傳播理論的缺陷：單獨從傳播者或受眾一方面來研討傳播問題是有很大缺陷的。互動性框架在新聞報道的探討至今並不多見，值得從媒介實踐中總結出媒介與受眾之間的互動性框架理論。議程設置理論強調了媒介與受眾在議題關注度上的一致性，並提出媒介很大程度上能影響受眾“想什麼”，但是受眾“怎麼想”卻成了該理論的缺陷，實質上就是點出了媒介與受眾之間互動的欠缺。

在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媒介融合下，受眾可以利用多功能的媒介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來發起議題或參與話題討論，充分參與新聞報道的全部過程，尤其是在一些爭議性事件的新聞報道中，受眾的這種參與度顯得更強烈，使得媒介和受眾彼此都可能成為信息的發出者和接收者，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由此形成了一種互動的態勢。這種框架互動能有效協調媒介與受眾之間的關系，既提醒媒介在選擇和發起議題時必須顧慮受眾的立場，也為受眾提供了一定的話語表達空間，緩沖了媒介與受眾的沖突，有助於避免爭議性新聞報道的發酵引起的極端群體事件的發生。

針對爭議性新聞事件，媒介應該努力做到如實報道，現今媒介工具的發達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非常快，受眾獲取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因此，在進行新聞報道時要增加新聞事件的報道透明度，並充分利用媒介的多功能性來探知受眾的反應，以得到更多輿論支持。另一方面，受眾也應該提高自身媒介素養，以積極、公允的態度來判斷、評議爭議性事件，提出有建設性地意見，而不是對流言推波助瀾。

五、結 論

通過對爭議性新聞事件報道的分析，可以從“議程設置理論”看媒介框架的呈現方式，強調媒介的新聞報道要充分發揮其為公眾設定議題的作用，以引導社會良序發展﹔從“編碼-解碼理論”看受眾框架的呈現形態，表明受眾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具有一定的主體性地位，體現了受眾框架對輿論走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媒介框架不能脫離受眾框架﹔從媒介技術的轉變來體會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進行互動的必要性，通過框架互動在媒介與受眾之間建立起溝通的平台，有利於防范新聞報道尤其是爭議性事件的報道而引發的非理性群體性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媒介框架與受眾框架互動的理論可以調整美國傳播學的議程設置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給爭議性事件的新聞報道開拓了新格局，使爭議性新聞事件的報道兼容媒介及受眾雙方，引導社會走向健康的發展軌道。

參考文獻：

[1] 郭丹茹.新視域下爭議性事件的媒體再現[J].新聞戰線,2011(10).

[2] 張克旭,臧海群,韓綱,何婕.從媒介現實到受眾現實——從框架理論看電視報道我駐南使館被炸事件[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2).

[3] 郝美津.央視“你幸福嗎？”系列報道框架分析[J].新聞世界,2013(7).

[4] 陳斌.網絡環境下爭議性事件的報道框架及框架互動機制研究——以鳳凰網對“夏俊峰”事件的報道為例[D].武漢大學,2014.

[5]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6] 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鎮之等譯.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7] 趙裕秀.央視愛國街採的“編碼-解碼”理論剖析[J].人民論壇,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