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危機時代：媒介話語表達造成風險性危機

在后危機時代中，人類面臨著諸多難以預測與控制的社會風險﹔而且這樣的風險，正如德國著名學者烏爾裡希·貝克所談到的，風險與媒介產生了密切的勾連，主要由傳播媒介造成，具有“媒介化風險”①特征[4]。在媒介化風險中，由於媒介話語在表達與傳播的結構、特征、功能與理念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引發的風險與危機會更加明顯：

（一）媒介話語共鳴極化

后危機時代的媒體空間中，存在豐富多樣的人際互動、團體互動與群體互動，為持有相同觀點的人群聚集和相互影響創造了諸多便利，這種強烈的互動性，加之集群內部較強的同質性，“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群體極化”。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曾經指出：“因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網上輕易且頻繁地溝通，但聽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續暴露於極端的立場中，聽取這些人的意見，會讓人逐漸相信這個立場。”[5]這是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的緣由，由於興趣愛好、建議與看法等趨同，再經過網絡廣泛傳播的一些直白、感性的觀點或訴求的煽動，更容易引發大眾的共鳴，會很容易推動話語表達產生極化效應﹔話語表達的極化會使大眾在這些非理性的包圍中往往毫無目的、隨波逐流，喪失理性思考與敏銳判斷力，常常會發生在表達與傳播過程中看法、意見與價值觀的偏離。

（二）媒介話語媒介審判

“媒介審判”一般是指媒體通過媒介技術對相關犯罪嫌疑人進行引導性與判斷性的報道，進而可能對最后司法判決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產生一定影響的行為。在后危機時代中，媒介技術的高度發展，可能會產生無數個偏離事實本身的“擬態環境”或“想象議題”，往往更容易造成“媒介審判”現象出現。如果媒介報道的事件所涉及的問題廣為社會大眾關注，他們就會很容易撩撥感情的琴弦，容易在內心深處產生共鳴，繼而進行抒懷。而且大眾的媒介話語表達往往會形成一種定性的輿論與觀點，那麼這種輿論壓力有可能妨礙司法行為的客觀、公平與正義﹔加之，大眾對某一事件表達觀點時缺乏自律自主意識，缺乏獨立自主思考的判斷意識，這將導致眾多對真相缺乏了解和對信息良莠缺乏甄別的人們妄加表達與評論。這種“媒介審判”甚至會導致“媒介暴力”，對社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三）媒介話語民粹主義

在傳統媒體時代中，各種信息、新聞與消息的傳播一般呈現出由媒介到大眾的單向性覆蓋，大眾在接受信息反饋時，一般都會經歷一個意見分歧與一致，最終接受的過程﹔在后危機時代中，由於媒介技術的快速發展，很容易造成一種“群氓狂歡”的沖動景觀。因為，大眾可以隨時隨地通過網絡上傳各種語音文字、視頻圖像，並且通過評論、關注、轉發等功能實現互動交流，加之網絡的便捷性、虛擬性和匿名性，大眾表達意見更具有隨意性與感性，很容易呈現出話語的分歧與交錯，甚至會造成話語表達的民粹主義現象。由於網絡的匿名性和從眾性，廣大網民在特定情境下表現出人性中的戲謔、狂歡化心理，表現出了一種失序、空虛和無畏的民粹景象，各種話語的聚合、交錯與分歧，往往會造成話語民粹主義傾向。這種民粹主義話語，在表達方面以戲謔和狂歡為主，隨時散播不實信息，推動網絡輿論情緒化與偏激化，在表達中還裹挾著直觀、朴素與感性的正義觀，猶如潮水鋪天蓋地地涌來，往往會造成話語傳播的任意性、無序性與社會管理的規范性、有序性形成對抗。

（四）媒介話語群體盲思

“群體盲思”，一般指團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團體一致，因而使整個團體缺乏多層次的思考角度，不能進行客觀分析的決策過程。美國學者威廉·懷特在《財富雜志》（1952年）中首次提出“群體盲思”概念。這個概念后被美國心理學家艾爾芬·詹尼斯在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提升與拓展。“群體盲思”主要表現為：群體盲目順從集體決定﹔忽視群體外可能帶來的挑戰與刺激﹔對群體性道德盲目崇拜﹔對群體圈子之外的認知存在偏見﹔對異議者往往採取一致性的壓制行動。在后危機時代，社會大眾媒介話語表達中的“群體盲思”現象也是常見的。在話語表達中很隨意與感性地對某些觀點與看法進行盲目迎合﹔對一些輿情不加分析地隨意擴散﹔群體之間的話語表達稍微不同就可能產生劇烈的對罵與沖突﹔話語表達呈現出圈子化、局域化和同質化趨勢﹔話語在表達中的價值觀念與取向“碎片”化﹔一些理性觀點、客觀意見被妖魔化、隔離化，其實這些都是話語群體盲思的表現。后危機時代各種輿論場出現的一些謠言、非理性表達和不恰當訴求，往往正是利用“群體盲思”的短板進行傳播和蔓延，對營造健康有序的輿論場帶來很大的沖擊。

四、后危機時代：媒介話語表達治理策略

后危機時代中，“互聯網正在改變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改變著民眾向國家進行利益表達行為的方式和力度[6]”。可以說，當今人們是生活在媒體信息建構的現實與虛擬交錯、互動的世界之中，通過媒介傳播與表達信息，越來越成為今天人們生活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此狀況，我們黨和各級政府要始終保証主流媒體為廣大群眾表達與謀取正當利益的安全通道﹔同時加強對后危機時代媒介話語表達的治理，注重對大眾媒介話語表達的規范與引導。

（一）加強媒介話語的互動議程設置

積極推動媒介話語的互動議程設置，注重把虛擬與現實社會中各種輿論場的話語表達整合起來，促進傳統話語、現實話語與網絡話語表達之間的議程互動，促進黨和政府、媒體以及社會大眾之間的話語議程互動與回應，特別注意涉及具體利益話語議題的同構。在后危機時代媒介話語表達的過程，實質上是政黨、政府、媒體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復雜博弈與互動，由於信息源不同，必然建構多元差異的話語議題。在不同的話語議題博弈過程中，黨和政府要注意採取適度效果論，在話語引導與規范過程中，注重話語的積累性、普遍性、和諧性與共識性建構，對當前社會大眾廣泛關注的輿情焦點、熱點與難點問題進行選擇性的報道，對選中的問題進行客觀報道、理性分析與規范引導，並尊重大眾傳播規律，依照媒介確定的各項問題輕重次序，給予引導，並在引導過程中注意對社會大眾注意力的適度分配，進而影響他們話語表達的思想和觀點，同時要更好地感應和順應民意、民情與民調，促進政黨、媒體和社會大眾之間形成良性的回應與互動，加強話語議程同構引導輿論，促進多元話語表達中的協調與共識，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

（二）完善媒介對話機制，促進話語融合與互動

后危機時代，媒介技術發展打破了信息不對稱的傳統格局，傳統傳媒話語與體制外的新媒體話語之間，由領導與被領導、服從與被服從關系，逐漸演變成一種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媒介生產者與媒介受眾的角色充分交叉重疊在一起，一般社會大眾也能享有生產和傳播新聞信息、表達意見的媒介權力，獲得了更多的媒介話語表達機會與能力。大眾可以在新媒體空間，同傳播者、接受者、文本以及周圍世界展開全方位的多樣對話與溝通，保障了信息的流通，削弱了傳統話語壟斷，傳統意義上的宰制性、支配性的話語權逐漸削弱。由於媒介技術的發展，為每一個社會個體提供了一定的表達機會，社會話語權得以漸漸向下轉移，在此情況下，需要積極完善媒介對話機制，加強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輿論的互通、互動，及時把來自大眾的訴求、質疑和呼聲通過對話機制，整合進融合媒體的輿論文本之中，有效促進話語之間的融合與互動，讓社會大眾的媒介話語表達更容易有效地融入社會生活當中，發揮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三）加強媒介話語自律

媒介話語表達過程中，一方面要遵守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這些他律性的規范在媒介話語表達中產生著較強的法律規范意識。另一方面還要提升自律意識。因為，任何理性的話語表達都不可能獨享表達自由，也不可能享有絕對的自由，表達中不能觸犯相關的法律法規、社會公德，不能對他人人身與名譽等造成傷害，在表達過程中要加強自我克制與內省意識，自覺地對規則認同與遵循，特別是“對於那些成年人或心智發育完善的人來說，所有客觀的約束都有事先主觀約束的效果”。[7]就如同法律條文，同樣需要人們的內心認同與自律將其內化為主觀認識，“隻要社會規范被主觀內化為每個主體的心理意識，它就能對所規范的行為起到同步約束的功效”。[8]后危機時代，媒介話語表達的自律性，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慎獨，即“一個人獨居、獨處之時，也要做到謹慎有德”。話語表達要嚴格遵守客觀性與公正性的原則，對不明事件、不明緣由，不能人雲亦雲隨波逐流妄加評論﹔要增強法律意識，遵守職業道德，堅持話語表達的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等原則，自覺維護網絡秩序。

（四）提升媒介話語治理能力

媒體深度融合時代的到來，進一步促進了輿情的發生與發展，其內容、形式與結構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動﹔我們黨和政府要根據媒介融合帶來的信息多樣性與差異化狀況，進一步提升媒介話語治理能力，加強對各種媒介資源的統籌與整合，促進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深度融合﹔遵循媒體的傳播規律，創新媒介話語引導方式，注重多媒體與多元素、新手段和新技術的綜合運用，把傳統的說教式、灌輸式話語引導方式逐漸轉向滲透式、務實式和感召式話語表達﹔要理解與適應社會大眾話語表達方式、表達偏好，努力提高話語引導藝術，增強話語傳播力，提高話語表達公信力﹔構筑全媒體話語平台，加強與優化主流話語權結構，增強主流形態話語權的整合與引導功能，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魅力，增強主流話語表達的時效性、包容性、正義性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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