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新聞:“兩個一百年”的百姓體驗(下)

2018年06月28日08:57  來源:人民網-新聞戰線
 

摘 要:親密新聞的輿論監督是為美好生活打蒼蠅。親密新聞的制高點是原型人物故事。4大原型:英雄、好媽媽、斗壞人壞事、災難及受害者,是新聞報道情感競爭的重武器。“兩個一百年”的特定時期,傳統媒體的創新機會多於新媒體。親密新聞與發展報道,是“兩個一百年”中最重要的主流新聞。

關鍵詞:撞擊蒙太奇 對手戲 原型人物 共同體體驗 新聞報道現代化

新時代、新征程,傳統媒體重點開發親密新聞,有井有水有中國人處即有親密新聞。上篇側重理論務虛,論親密新聞“是什麼”和“在哪裡”﹔下篇側重操作務實,論親密新聞“怎麼做”與“感動人”。

四、為美好生活打蒼蠅

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輿論監督的新方位。有些報道,緊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親密新聞呢?——為美好生活打蒼蠅!

“打蒼蠅”多次引起爭論,現在,有些可以劃句號了。習總書記說:“老虎”“蒼蠅”一起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黨的奮斗目標。為美好生活打老虎、打蒼蠅,都是順乎黨心民心之事。前提立住,進而討論新聞業務:媒體適合打什麼?主張打老虎的,說了很多優點:社會效益、連鎖反應、品牌效應……但我要指出一個長期少提的缺點:打老虎無法常態化。沒有辦法批量化生產,對每時每刻運行的媒體,作為主打就不適合。主打蒼蠅,太適合了!一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日常生活十二支柱:衣食住行、性健壽娛、學勞保權,都有營營青蠅,你開個“打蒼蠅”專版,題材源源不絕。二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對蒼蠅的容忍度降低。像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原來忽略不計﹔現在不打,要引發社會矛盾!三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打蒼蠅,由小見大,直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照樣做大新聞。

打——撞擊蒙太奇!蒼蠅題材瑣屑,尤其要講究“怎麼打”。且引入愛森斯坦的“撞擊蒙太奇”:鏡頭剪接不是平滑過渡,而是沖突、是撞擊、是“通過兩個給定物的撞擊產生思想”。看!南京電視台的《學雷鋒的隊伍走了以后》。學雷鋒日,有200多家企事業單位的3萬名團員青年,上街擺攤學雷鋒,群眾高興地說:雷鋒又回到了我們中間。“咣當”一聲,撞擊來了:

活動結束時,有些單位匆匆收攤,丟下一地的垃圾不打掃,一走了之……

這裡是新街口四環路的人行道,廢紙、果皮、臟布塊、臟棉絮到處可見。

再看看這堆飯盒,半盒半盒的米飯就這樣被扔掉了,看了怎不讓人心疼!鼓樓廣場西端的人行道上也扔滿了垃圾雜物。看來,這裡是義務理發的一個攤點了,一團團剃下的頭發也不打掃,滿地都是……

咣當咣當多處撞擊:群眾高興/一地垃圾﹔臟棉絮/半盒半盒的米飯﹔義務理發/一團團剃下的頭發……看電視節目,發現更多的撞擊:全景:人行道的廢紙、臟布塊……/ 特寫:牆上學雷鋒的標語﹔近景:地上遺棄的快餐盒/遠景:正在收攤的學雷鋒隊伍……[①]愛森斯坦說,撞擊是多種多樣的——“公分母就是沖突”。鏡頭二元沖突,大跨度跳躍和反差,給觀眾深刻印象。放到今天反“形式主義”,這節目都不過時。

信息爆炸時代,尤其強調“打蒼蠅”不是“指”:“那兒有個蒼蠅……”多慵懶無力,小姐繡花式的。輿論監督,僅僅傳遞信息,常被其他信息淹沒。美國《明尼阿波利斯星壇報》報道:《橋太老了嗎?橋墩間諸多橋段修補延誤》,然后每年都有報道。6年后,大橋在交通高峰時倒塌,墜入密西西比河,13人喪生,更多的人傷勢嚴重。大橋該修早就報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報道,全城人都不放在心上。為什麼?作者分析,網上信息太多了:炸彈恐慌、性侵犯、殺人、搶劫銀行……“炸彈威脅和銀行搶劫總有穩定的點擊量”,橋梁的警告有多大影響?作者說:“記者這次盡到了職責”,是“大眾忽視重要信息。”[②]不、不!“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連和坤都知道。

記者當然瀆職!你是新聞敘事者,你對大橋的報道,要同“所有”其他信息競爭。你怎能“指蒼蠅”?如果“打”呢?愛森斯坦闡述撞擊蒙太奇的經典案例:墳墓+穿喪服哭泣的女人。觀眾:寡婦——這是蒙太奇。有過路人同情安慰:上天是慈悲的,除了丈夫,一定會有另一個男人使你幸福。“是啊,”她哭著回答:“是有這樣一個人,可是你瞧,這就是他的墳墓……”她哀悼她的情夫——這就是撞擊蒙太奇!這案例來自小說,愛森斯坦要說明:撞擊蒙太奇是“通用”敘事手法。他甚至在漢字結構中發現蒙太奇:“門”+“耳”=“聞”、“心”+“刀”=“忍”,他說:“倉頡的方法正是這條道路上的先驅。”[③]倉頡的靈感不滅,試用於報紙:文!採訪諸多信源交叉印証大橋的病狀﹔圖!孤星鬼月下,橋墩處處傷口猙獰﹔文!相似大橋垮塌的慘烈和幸存者說﹔圖!鏽了的燈號說著不吉利的壞話……今天你能做H5,讓用戶角色代入,或開車、或步行……走到中間大橋斷裂,在斷裂的瞬間、身體墜落時發出生命的“最后一聲”。對!H5就叫《最后一聲!》,你看有多少人參與體驗,你看它能不能同遠在天邊的炸彈威脅和銀行搶劫競爭?!

對手戲:採訪與評論。說起蒙太奇,那就再引進風行於電影,但仍是通用敘事手法的:對手戲。其含義,是兩個或多個角色處於糾葛和沖突之中。報道用對手戲有較大限制,素材沒有,你不能虛構。但有兩個環節限制較小:採訪與評論。採訪,記者可作對手一方。《焦點訪談》播出的《“罰”要依法》,披露309國道山西長治路段交警亂罰款:

(交警)劉代江:20。

(暗訪)記者:給10塊算了?什麼錢這是?這是什麼錢?

劉代江:來來來,下來我告訴你。下來我告訴你。……

記者:照顧一下吧。

劉代江:再來20……40!

……運煤汽車司機C:算了,再說就揍你了。給他40算了,你不要再掏錢了,給他40算了。

採訪,教科書都強調合作,其實隻對了一半﹔採訪的另一半是競爭﹔競合是採訪的心臟。常說採訪“突破”,突破什麼?突破生活的表層,缺乏競爭休想。具體到輿論監督,前提就蘊涵競爭,正好引入對手戲。以上採訪,乍看是求情,實際是代表觀眾追問:什麼錢這是?這是什麼錢?使我想起採訪的“華萊士手段”:把令人消除敵意的奉承與突如其來的攻擊相結合。示弱+反轉,競合的心臟“嘭、嘭”直跳,隻有一半,心電圖會變直線的。華萊士被稱為“採訪之王”,大概他不聽教科書吧。他說:“新聞就是戲劇”,“每個有趣的故事都圍繞一個價值沖突建構。”[④]採訪,涉及價值沖突的有五方:採訪對象、記者、受眾、記者任職的媒體、採訪對象代表的組織。[⑤]五方,還有細分與合並,那就成了N方。N方之間,正好構建對手戲。隻說記者,時而代表受眾﹔時而代表媒體(央視與縣級台必有不同的採訪,地市台、省級台也不同。再考慮“本媒體”的受眾,電視與廣播不同,廣電與報刊不同,採訪對手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記者時而追問採訪對象(對象多而雜,相互又有對手戲。司機一句“再說就揍你了”,把戲劇推向高潮)。記者還能追問採訪對象代表的組織(科層制組織,相互又有對手戲)。

新聞生產全過程:策、採、寫、編、播、發,近年來,大家多關注“編”——中央廚房,或“發”——多媒體發布、滾動發布……發來發去發嘆息:“記者太少,事實不夠用了!”說穿了就是採訪缺乏突破。編和發的人越來越多,採的人越來越少,這很危險。新聞敘事,憑什麼與小說、電影的虛構敘事競爭?虛構敘事,是講“生活可能怎麼樣”﹔非虛構敘事,是講“生活是怎麼樣的”。新聞行業的合法性,來源於客觀性和公共性,兩者都要靠採訪夯實地基。夯實引入對手戲,既有助於突破表層,也增加懸念、延宕過程,讓新聞更好看。懸念關注結果,給受眾看過程,懸念揪心,過程黏人。因此,華萊士才有底氣同斯皮爾伯格競爭,《焦點訪談》才有能力同《紅高粱家族》競爭,其為新聞這個行業,留下足以捍衛它的偉大的証據。

採訪在五方——不,准確說在N方——之間上演對手戲。評論呢?據說“信息過剩”,要辦“觀點紙”﹔話音未落,已經“觀點過剩”。一則新聞出來,評論一轟而上,已有不少反思:渲泄過度、隔山打牛、思路雷同等。關鍵是,你評論的事實沒有“稀缺性”、沒有“門檻”﹔網上找料,誰都會,評論思路就那麼多,不落俗套才怪。評來評去憑欄望:“觀點太多,事實不夠用了!”但是,你評論“本媒體”採訪的獨家事實呢?那不僅是“門檻”是“稀缺”,簡直是“壟斷”!隻此一家,別無分店!再引入對手戲,在廣闊時空構建對手戲,你的評論,決不會“觀點過剩”,你要“觀點制勝”!再看《“罰”要依法》:

演播室背景大屏幕:(山西309國道宣傳牌:“有困難找交警”“視人民如父母”)

主持人:……在山西省309國道的路邊豎著一個大大的宣傳牌。這個宣傳牌的一邊寫著“有困難找交警”,另外一邊寫著“視人民如父母”,我們現在這個身后的大屏幕放的就是這個畫面。

那麼我們看到的今天節目中這幾個交警的所作所為,難道是按這個宗旨行事的嗎?

我們現在都清楚地記得濟南交警、漳州110報警台、還有南昌的好民警邱娥國,他們正是因為遵照了“視人民如父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贏得了全國人民的贊譽。我們也知道,全國廣大公安干警也是因為遵照這樣的宗旨努力地工作著,所以才有了今天人民熱愛警察、信任警察。

我們相信今天節目中的這幾個交通民警的所作所為是極個別的,同時我們也相信他們這些所作所為,不但是公路沿線這些司機所無法接受的,也是全國人民不認可的,更是廣大公安干警所無法容忍的。

這是節目的尾聲,由評論推向高潮。高潮何來?來自橫向鋪寬的對手戲:這幾個交警/宣傳牌﹔這幾個交警/濟南交警……來自縱向延長的對手戲:這幾個交警/公安干警宗旨﹔這幾個交警/廣大公安干警無法容忍。一連串對手戲,好戲連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舞台上的對手戲﹔篩選進入報道,讓其在特定時空撞擊﹔尤其在採訪和評論環節咣當咣當撞擊:採訪突破、評論制勝!

實踐的檢驗。這節目是央視批評基層交警,按流行的輿論監督理論,肯定算不上“打老虎”。新聞研究,常見類似指責:“打蒼蠅”的新聞多,“打老虎”少﹔針對基層單位、基層干部的批評多,批評高級領導機關或干部少……業界往往也傾向“打老虎”好。為什麼?僅從新聞業務考慮,打老虎容易引起轟動。題材本身,有多處撞擊蒙太奇,有一連串的對手戲,像“水門事件”那個“深喉”。但打老虎有個大缺陷:很難持續。聽美國同行作証:“水門事件”之后,新聞成為美國大學最受歡迎的專業,媒體以歷史上少有的狂熱制作新聞調查節目。咣當一聲,被撞了一下腰:“現在我們知道,那段日子的熱情帶有誤導性。以水門事件為象征,由此引發的新聞揭丑運動在平靜的日子裡漸漸停止。”禍不單行,人們對報紙廣播的關注在下降,報紙讀者陸續減少。[⑥]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平靜日子沒有那麼多老虎可打﹔主打老虎忽略了受眾的日常生活。史筆無私要鄭重記錄,當年別說“打蒼蠅”,連“打老鼠”都被嘲諷,時任《華西都市報》總編輯席文舉正面肯定並積極踐行“抓生活、打蒼蠅”——打市民生活的蒼蠅﹔多地都市報奉為方法論,打得風生水起氣象萬千,打得報紙發行節節飆升——打蒼蠅經受了實踐的檢驗。

打老虎的題材優勢:對手戲、撞擊蒙太奇等,只是通用敘事技能,甚至通於小說、電影。提煉出來為我所用,打蒼蠅照樣活色生香,連朱镕基總理都記住那“20/40”,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重復警察的話予以怒斥。我們多研究“打”的敘事吧,別糾纏“老虎”或“蒼蠅”的題材。假設有10條批評報道,100分是滿分。日常生活報道,打老虎最多佔一條,它得90分、或95分﹔打蒼蠅的九條,40或50分﹔你這輿論監督總體不及格。反之,打蒼蠅的,都60分以上,盡管沒有95分的轟動效應,但總體及格。更重要的,這總體及格密切了與受眾的關系,它是合格的親密新聞,既有規模效益,又可持續發展。

五、原型:情感的競爭

打蒼蠅、對手戲,輿論監督已深深卷入情感。當前,新聞報道愈來愈重視“情感溫度”,那就有情感的競爭。情感的焦點在人物活動。前面分析報道“事”,是抓活魚﹔以下分析報道“人”,是抓活人。新聞人物的關鍵是原型人物。

杰克·魯勒論原型:人們通過故事來認識世界,“一些故事看來對人類生活帶有根本的重要性”,即原型人物故事。他引用心理學理論,容格認為人的大腦是進化的產物,代代相傳的同類經驗,在族群成員心理上積澱為原型。原型是“集體無意識”,以不明確的形式積澱在公眾大腦中,在一定條件下易被喚醒和激活。魯勒結合新聞說,因為集體無意識,原型“在每個時代——包括今天——它都能對聽眾產生情感上的巨大的沖擊力。”[⑦]由此,我們得到原型的三重含義:a.對公共生活有根本重要性﹔b.對受眾有情感沖擊力﹔c.易激活集體反應。原型人物故事是親密新聞的制高點,是新聞報道情感競爭的重武器。我在魯勒的研究中,選出4種中國化:英雄、好媽媽、壞人壞事、災難及受害者。

英雄。追求目標迎接挑戰英勇搏斗。魯勒說:“英雄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永恆的原型……每個社會都會把它的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舞台化、擬人化,然后用英雄故事表達”。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臥薪嘗膽、紅軍長征……都是英雄。親密新聞呢?一個農民也是英雄。《人大代表張銀蓮敢說真話》,她當選山西省人大代表,得知安澤縣上報的的全縣人均收入,比作為養豬專業戶的她家還高,心生疑慮,到石槽鄉調查。

張銀蓮問:“像你們鄉這麼富裕,肯定都歸還了銀行的貸款?”

(鄉)黨委書記答:“沒有,沒有。”

張銀蓮:“像你們鄉這麼富裕,農民一定有很多錢存入銀行?”

黨委書記:“沒有,沒有。”

“像你們鄉這麼富裕,家家戶戶肯定都買回高檔家具,蓋上新房?”張銀蓮又問。

黨委書記:“沒有,沒有。”

張銀蓮:“那准是你們這裡的人把錢都買肉吃了,一天三頓肉,頓頓有好飯?”

黨委書記還是說:“沒有,沒有。”……

一場智斗,人大代表與浮夸官員,步步緊逼與張口結舌的智斗!英雄追求目標,必然遇上挑戰,與挑戰不屈不撓地搏斗。“兩個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的奮斗目標,親密新聞要報道各行各業追求目標迎接挑戰的英勇搏斗。魯勒說,披著相同的面紗,英雄有千萬種面孔。“他們可以是戰士或者是和平主義者,可以是領導者或者是叛逆者,可以是聖人或者是罪人,可以是火箭發明家、搖滾音樂家甚至是運動明星。”

注意相同“面紗”,那是新聞的敘事形式:英雄歷程。英雄克服困境經歷的事件,理清因果就是情節。情節的核心是因果關系,不管“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還是“國王死了,王后感到解脫半夜到花園蕩秋千”﹔是因果邏輯“串”起分散在不同時空的事件。以因果情節為中介,再引進“好萊塢英雄配方”。[⑧]

▲ 時間、地點、人物,太平無事

▲ 突然發生變故、危機,必須解決

▲ 英雄想出辦法,但執行中發生巨變,局面比預料的更壞,劇情大轉折

▲ 再試新辦法,再失敗,劇情進入深度沖突

▲ 又一次失敗,英雄反省:自身有弱點,必須改變自己,重新認識世界,再換新辦法

▲ 局面越來越糟,英雄情緒低落,觀眾都快絕望了

▲ 英雄獲得家人、導師或異性朋友的幫助,煉就超凡品格

▲ 劇情再次反轉,英雄全力以赴,失敗就全完了

▲ 高潮和結局

不僅好萊塢,金庸的小說或電視劇,仍是這配方。非虛構敘事,至少可借鑒3點:一是英雄極少一次成功,要奮斗→失敗→再奮斗……多次搏斗,縱向延宕解決過程、形成懸念﹔橫向派生枝節,展露社會問題、人性心理。二是英雄獲得他人幫助,讓報道凸現時代背景、公共生活。三是英雄也有弱點,在改變環境中改變自身,英雄逐漸成熟。這3點適用於很多題材,哪怕主題不是寫英雄,拈來一點,報道也增光添艷。比添艷更重要的是總體思路。美國記者報道一樁受質疑的大腦手術,復雜、脆弱、危險,似乎無法操作。更不幸,手術結果是病人死了。記者離開,這種悲劇沒有報道的價值。但出門一想:值得報道的是醫生的努力,而不是病人的不幸。主題確定為:即使經過一次悲劇的結局,生活仍將繼續。這報道獲得普利策新聞特寫獎。[⑨]

好媽媽。像母親一樣善良,無私地幫助或呵護他人。好媽媽區別於壞媽媽,還區別於普通媽媽。其高於普通的新聞價值,是好媽媽作為典范,代表仁慈、無私、善良,為他人奉獻或犧牲自己。張思德、白求恩、雷鋒、孔繁森……都是好媽媽。《索瑪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寫馬班郵路鄉郵員王順友。暴雨和泥石流把道路沖毀,白碉鄉幾成孤島。

按規定,這種情況王順友可以不跑這趟郵班。但是,當他在郵件中發現了兩封大學錄取通知書時,便坐不住了。他清楚地知道對於山裡的孩子來說,這兩份通知書意味著什麼。“我決不能耽擱娃兒們的前程!”他上路了。

王順友是怎樣拽著馬尾巴連滾帶爬地走到白碉鄉,他已經記不清了。但是當年接到通知書的布依族女孩海旭燕和藏族女孩益爭拉初的家人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當他們在連日的絕望中打開家門,看到一身水、一身泥、腿上流著血的王順友,從懷裡掏出那封用塑料袋裹得嚴嚴實實、滴水未沾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全家都哭了。

現在,這兩個女孩都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益爭拉初的父親王八金紅著眼圈說:“咪桑(王順友的苗族名字)是一個最忠誠的人,是我們這裡離不開的人!”

接觸一些企業報刊,發現通訊員常寫身邊的“好媽媽”。誰誰關心同志啊、無私奉獻啊、搶干臟活累活啊!感情真摯、細節生動,但他們苦惱,投稿多被拒絕。我總講上面的引文,前兩段畫龍,第三段點睛。“咪桑是一個最忠誠的人”,好媽媽事跡,是表達“忠誠”的主題。要由個人生活的表層,引向公共生活的深層,同樣搶干臟活累活,也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報道主題。再聽魯勒說:好媽媽是“富有人情味的新聞”,題材多種多樣:醫生當志願者、夫妻數十年養育無家可歸的兒童、官員犧牲休息為窮人修建房屋、有人幫迷路動物找到了家……好媽媽新聞最早風行於美國的“便士報”。不也風行於中國的晚報、都市報和民生新聞嗎?不也風行於好多“有溫度的新聞”嗎?因為它是日常生活的永恆題材,隻需發掘新的時代意義,讓王順友不同於雷鋒,雷鋒不同於張思德。

壞人壞事。我們從小玩“貓抓老鼠”游戲,有多款“警察捉壞人”的手游、桌游,還有小紅帽斗大灰狼、阿凡提斗巴依……打蒼蠅為什麼受歡迎?從原型看,它是斗壞事,激活受眾深藏在心中的抓老鼠、斗大灰狼等原始意象,聽到集體無意識的遙遠回聲,頓悟而起共鳴。

再說壞人:貪腐、騙子、暴徒、罪犯、流氓團伙、吸毒者、殘忍的母親、無法自控的獸性大發……杰克·哈特的意見值得注意:非虛構敘事,主人公要討人喜歡。不是不能寫壞人,但主人公要另選他人。一個自戀狂殺了自己的孩子,新手或許就揭黑﹔老記者寫的主人公卻是檢查官,歷盡艱難把殺人犯送進監獄,還和妻子收養了對方的兩個孩子,一個已經局部癱瘓。你說這主人公討不討人喜歡?為何壞人不能當主人公,哈特說,反社會者不會教我們如何生活,廣大讀者不可能產生共鳴。[⑩]壞人,通常是英雄的對立面。英雄與壞人搏斗,多次陷入絕境,壞人駕直升飛機追趕英雄的汽車,汽車左躲右閃被打得千瘡百孔,千瘡百孔遲早要完,“轟隆”一聲,一團火球,飛機撞在山崖上——“你被報銷了!”——呀!這是施瓦辛格!誰是施瓦辛格?不認識。這是撞擊蒙太奇、是英雄與壞人的對手戲!以施瓦辛格之力“終結”壞人,報道一定好看。把好萊塢的虛構轉為非虛構,提煉出親密新聞的通用模式:一個討人喜歡的人,對生活障礙不屈不撓搏斗,同壞人壞事搏斗通常是高潮。

災難及受害者。壞人壞事有受害者,冤有頭債有主的,主要走法律程序,新聞作用有限。新聞大有作為的是報道災難及受害者。災難是放大的壞事(往往也有壞人),和平時期,多是地震、洪水、山火、車禍、罕見疾病、安全事故、航班墜毀、恐怖襲擊之類。災難報道,最能顯出新聞與歷史的區別。災難在歷史中往往幾行字,航班墜毀之類,提都不提﹔但媒體總是全力以赴。回想汶川大地震的報道吧,一邊是傷亡與損失,一邊是救援與重建,持續幾個月,還有半年、一年、三年……的災區回訪。新聞有歷史絕對沒有的功能:每時每刻報道“共同”危險的“共同”應對,刷新我們的共同體意識。當時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在浩浩蕩蕩共赴國難的行列裡,到處都是港人的身影……”一邊笑他迫不及待地港(講)﹔一邊流下熱淚——我們,在一起!這裡,是中國!外部威脅,增加了“我們”凝聚的力量。

災難報道,多聚焦受害者。汶川地震一月后,石家庄日報與綿陽日報合作推出系列報道:《汶川記憶——百位親歷者講述鮮為人知的人性故事》。農民、臨時工、教師、學生、司機、醫生、職員……沒有顯赫地位,沒有風雲事業,就講述生死關頭的經歷和感受:《地縫,就在我眼前不停地開合》《我最好的朋友哪兒去了》《廢墟上,數百鄉親為她舉行“豪華”葬禮》《被困四天,我帶著全村鄉親絕地轉移》……報道在《綿陽日報》和《燕趙晚報》連載,好評如潮,應讀者要求結集出書。書稿送我審讀,我第一次深深感到,用“新聞的本質是信息”,解釋這些報道多麼蒼白。它傳達什麼信息?地縫開合嗎?朋友不見嗎?這又消除了什麼不確定性?不!我不要這信息,對地縫開朋友亡——我是“物傷其類”地感同身受!

大多數時候,我們不願正視死亡,避免談論死亡。但受害者報道,讓人直面死的必然。死的問題引出生的問題,人生短促,才決定很多人生價值:時間、親情、事業、不朽……假如人人與天地同壽、萬物同春,時間等毫無價值。死亡逼人思考:人生意義何在?我們應當怎樣生活?進一步說,受害者報道,通常突出其美德:勤奮、忠誠、勇敢、仁義、智慧……他們在生活中默默無聞,但在災難或親朋好友的回憶中熠熠閃光,他/她成了英雄、好媽媽、斗壞人壞事、與災難進行巨人般的搏斗——生與死的搏斗!就憑這,他是英雄而不是懦夫,是殉難而不是暗弱,他因去世而尊嚴和神聖化。災難制造否定和死亡,新聞提供肯定與生命,為無辜死傷構建意義,舉行“媒體的葬禮”。“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韓愈說得一針見血。對逝者的緬懷和紀念,是為了生者:促成個體的精神升華,強調群體珍視的美德和“我們”的患難與共。新聞不是“歷史的初稿”,也不是“信息傳遞”,新聞有其他界別絕對沒有的功能:在外部威脅、在生死關頭,高光點亮我們的公共生活,向上托舉中華民族的共在性!

情感變壓器。說過4種原型,再看其為何是新聞報道情感競爭的重武器。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論“情感變壓器”,現實生活中,人們貯存著“情感能量”,它是既有狀態,又能現場傳遞,“由充滿了情感性情境的符號所傳遞”,接觸符號,能量會變壓。愛人贈我百蝶巾,要耳鬢厮磨了﹔回她什麼:貓頭鷹!從此翻臉不理我,情感變壓……使我心驚!百蝶巾、貓頭鷹、原型……都是情感符號。原型對受眾的情感變壓,有3階段:1、受眾原有情感狀態,尤其是長期積澱的集體無意識,接觸原型報道,激活和喚醒情感向特定狀態聚集,愈被原型吸引,聚集愈強烈。2、強烈情感具有支配性,它能驅散相反感受,甚至有生理上的連帶節奏,讓相反感受根本不發生。3、受眾如有交流,意識到彼此的節奏,情感互相激發而增強。[11]原型之所以是新聞報道情感競爭的重武器,就在對“集體”情感的大面積“變壓”。

我說“新聞報道”,那不限於親密新聞。比如,對焦裕祿的報道,他不是普通民眾,不符合親密新聞的界定﹔但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綜合運用了4種原型:他是英雄:“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帶領蘭考人民斗壞事:內澇、風沙、鹽鹼﹔獲得階段性成果:“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有這“英雄歷程”的架構,報道一定好看。這英雄同時又是好媽媽——到火車站看災民、風雪中送救濟糧……這英雄不幸患肝癌——42歲英年早逝!我們熟悉的這篇通訊,發表於1966年2月7日。其實晚了一年,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過新華社記者寫焦裕祿的通訊,《河南日報》還轉載並配發社論。[12]但是,晚一年者后來居上,4種原型的組合,普遍持久地感動著中國。

六、傳統媒體創新機會多於新媒體

近年來,傳統媒體持續下行,這說法:另類,然而——真實。它來自長時段、大規模的實踐經驗,並由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論証。管理學家是彼得·德魯克,經濟學家是許小年。許闡釋“德魯克的忠告”,即德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說其最大亮點是打破了神話——隻有高科技才能創新。德魯克總結美國20多年的歷史,最具成長性的公司有3/4在傳統行業。高科技企業的常見模式,是閃耀登場、快速擴張、突然跌落——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創新成功的概率及持久性,還不如傳統企業。許結合中國論述:“傳統行業中的創新機會要多於高科技行業。國內現在三大互聯網平台已經形成,雲計算、人工智能不是一般企業能做的,那你做什麼呢?……”[13]做什麼?我不屑“權威論証”,要分析傳媒業,在“兩個一百年”的特定時期,傳統媒體的創新機會,就是多於新媒體。

共同體體驗。翻開新聞傳播史,媒體的繁榮,總是與現代化起飛同步,英美是19世紀中葉,日本是明治維新以后,兩者有什麼聯系?媒體生產現代化進程中公眾的共同體體驗。

前現代化,民眾處於熟人社會﹔現代化起飛,進入陌生人社會。愈是現代化,愈是科層制分工,不同行業或等級之間,都是陌生人。在陌生環境中控制生活、改變命運,媒體是其幫手。重溫社會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的洞見:新聞的首要任務是給讀者審美體驗,幫讀者詮釋人生,使其融入所屬的國家、城鎮或階層,“這才是報紙的最佳實際功能。”[14]這就是當時的親密新聞!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民以扁擔挑著《人民日報》進城,舉起報紙與干部爭論,報紙被稱為“黑頭文件”……這才是報紙的最佳功能。

什麼功能?增加受眾的現代性,有助於其改變命運,途徑是報道現代化是怎麼樣的。社會學家阿列克斯·英克爾斯論個人現代化,最重要的3項影響指標,是學校、工廠和傳媒。“大眾傳播媒介給人們帶來有關現代生活諸多方面的信息﹔給人們打開了輸入新觀念的大門﹔向人們顯示新的行事方式﹔顯示有助於增進效能感的技能﹔啟迪並探討紛呈多樣的意見﹔刺激並加強對教育與流動性的期望﹔歌頌科學,為技術大唱贊歌——所有這一切在能夠接受外來影響的人那裡將會導致更大的現代性。”[15]質言之,個人愈有現代性,愈容易融入現代社會。

涉及個人與社會,傳統媒體優勢凸現。它是“大眾”傳媒,必須守望“公共生活”。報道公共性的突出事實,幫受眾融入社會﹔愈融入社會,他就愈認同這社會。努力改變命運,也明確其法律、道德、習俗、傳統等邊界,即必須與他人共處。所有這些,潛移默化日積月累,積澱為現代社會的共同體體驗。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愛茨尼指出:“共同體可以根據兩個特征來界定:⑴一個共同體必須要有一群個體之間充滿感情的關系網絡,而且是彼此交織相互強化的關系……⑵共同體需要有對一套共享的價值、規范和意義及對一種共享的歷史和認同——簡言之,即一種共享的文化——的承諾”。[16]感情強化的網絡,本文強調親密新聞的情感體驗和原型人物﹔共享文化的承諾,本文強調親密新聞的公共意義與打蒼蠅。從短期看,新聞以突出事實聚焦受眾的共同經驗﹔從長期看,共同經驗滲透和積澱:感情、價值、規范、意義、歷史、文化等因素,就成為共同體體驗。媒體時時刻刻生產共同經驗,也時時刻刻生產(喚醒、維護、對話、刷新)共同體體驗。

共同體的共同體。個人從屬於不同的共同體:家庭、公司、社區、城鄉……共同體是科層制結構,橫向分科,縱向分層。由此傳統媒體又有優勢,它也是科層制結構。美國自由報團總裁詹姆斯·羅斯提出報紙的“傘狀競爭模型”,[17]我將其中國化如下:

以上省略了全國性報紙層面。傘狀模型排開,報紙優勢一目了然:基層報紙深耕本地——它能報道上一層報紙無法報道的、更多、更詳的親密新聞。彌補基層被大媒體忽略的失落感,營造區域的共同體體驗。但是,區域之間難免利益或文化沖突,上下層區域亦然。區域愈團結、共同體成員愈忠誠,“我們”與“他們”的分界愈清晰,一旦沖突就激烈。媒體能輔助解決,上一層報紙就很重要:平時,提供跨區域的更大共同體體驗,鈍化矛盾﹔沖突時,引導理性和情感選擇,避免激化。發揮這功能的,是“媒介間議程設置”,即主流媒體通過影響其他媒體的報道來引導輿論。有人說1972年美國總統大選,各報都從《紐約時報》記者的肩膀往下看——看他如何寫導語!從而推斷在自己的報道中,應該強調些什麼。媒體選材猶豫時,會看主流媒體是否報道,以及報道的版面和方式。有媒介間議程設置,傘狀模型的各層、各科,血脈貫通,與現實共同體的科層制結構相呼應。

以上分析,適用於所有傳統媒體。全球報刊廣電,絕大多數是建制化的、或親建制,根本原因即傘狀模型,與共同體建制相一致。建制的最高層是國家,傳統媒體呵護著“國土”。反之,新媒體沒有這一致,兩個人也可以私聊,鼠標一點就出國。新媒體不是傘狀模型,而是扁平模型(網上出國),或原子模型(社交圈子)。而“兩個一百年”的中國,亟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心聚力、攻堅克難﹔傘狀模型,正適合生產統分結合的共同體體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媒體的創新機會多於新媒體。

方法論:直覺+系統思維+專注。理論明,入實務。左邊是許小年總結德魯克的創新方法論,茲用於媒體。

——直覺:新聞報道現代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必然要求新聞報道現代化。現代化有很多階段,當前即“兩個一百年”。公眾增加改變命運的期望,媒體承擔現代文明的引導,在兩者的交匯處,有恆河沙數的創新機遇。恆河沙,一是多,二是小。日常生活報道,絕大多數是“小新聞”。全面小康,發展不能有短板,新聞界可不能“燈下黑”,小新聞就是我們的短板。做好大新聞,當然應該。把前面的題再算一遍。10條報道,大新聞一條,98分﹔小新聞九條,50分﹔你的新聞報道不及格。而且,得分越高,改進越困難,要得到剩下的2分,成本可能比前面的98%還高。經濟學原理:成本曲線是U型,越到后面上升越快。反之,U型下部,即補短板,改進小新聞成本低、見效快。本文論述的撞擊蒙太奇、對手戲、原型人物……都是普通的敘事技能,每一個願意付出辛勞和汗水的記者都可學而至、可習而能,它是穩健地、有條不紊地、目的性明確、對可能獲得的結果有高度預見性的工作。潮流、新意、青春……來吧,我們去飛!小新聞成群啁啾飛起,以12種音調唱出清脆的歌,清清爽爽新新……你就不冤枉付《新聞戰線》雜志的訂閱費了。

——系統思維:現代化的微觀和宏觀。直覺轉為報道,要有系統思維。現代化有宏觀社會結構和微觀日常生活,哪些納入報道?日常生活十二支柱:衣食住行、性健壽娛、學勞保權﹔那是“親密新聞”的世界﹔社會結構六大領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人﹔那是“發展報道”的世界。以本地“第一要務”為核心的六大發展報道﹔以百姓“生活質量”為核心的十二大親密新聞﹔是“兩個一百年”中,最重要的主流新聞。前者是宏大敘事,后者是人生百態,從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報道“兩個一百年”是怎麼樣的。親密新聞,都市報和民生新聞已導夫先路﹔發展報道,我2007年論述,“發展報道蓬勃發展,是中國新聞界的重要現象”。[18]我近年力挺傳統媒體,但得客觀公正,新媒體早已加入“發展報道”陣營。網上搜索,有“中國發展網”“中國發展門戶網”“中國城市發展網”“中國糧油發展網”“中華發展報道網”等等。新老媒體在演出,演得好是他們,我隻報幕,從旁插嘴介紹幾句。再插一句:發展報道+親密新聞,中國新聞報道的現代化轉型,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現代化轉型——已經拉開大幕!

——專注:資源配置+敘事技能。大幕拉開,就得上台,或是上台的反義詞,做不好報道你下台!做好報道,前提是媒體配置資源,制度化是改版。六大發展報道、十二大親密新聞,並非一視同仁,要根據公共性“點亮”,策劃哪些強化、哪些弱化或新培育,再落實到改版。改版的實質,是把“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這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對“企業家”的定義。改版,是媒體的供給側改革,削減過剩產能,把落后品種槍斃掉,把它們的油料配備給正在取得最大勝利的坦克指揮官。

專注,資源配置是必要條件,敘事技能是充分條件。我分析,全球新聞有敘事能力的退化,以至“新聞”被“后真相”打敗。[19]必須明確,新聞不是現實,新聞是對現實的一種敘事,謠言是另一種敘事,兩者有“漢賊不兩立”的敘事之爭。邁克爾·舒德森說得好:“媒體的威力不僅在於(甚至並非主要在於)其宣稱某些事情屬實的威力,而且在於它提供這種宣稱的表現形式的威力。……新聞與‘現實世界’的關系不僅在於內容,而且在於形式……世界如何被融入約定俗成的敘事常規之中”。[20]有敘事常規、敘事形式,才在公眾頭腦中形成圖像。正如李普曼分析的,人們並不是對“現實世界”,而是對“他們頭腦中的圖像”作出反應。這個圖像的有無、清晰或模糊,將產生非常現實的后果。

謠言是虛構敘事,新聞是非虛構敘事。前面分析,新聞合法性的基礎在採訪,看了《“罰”要依法》交警罰款的“20/40”,這是個人行為嗎?記者追問其組織,採訪潞城縣交警大隊教導員苗義河:

記者:一般來說民警在上路執勤,或者是維護交通安全,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警風警紀呢?

苗義河:証件齊全,服裝整齊。

記者:需要佩戴警號嗎?

苗義河:需要啊。

記者:那您看這位民警佩戴這些東西了嗎?

韓旭東:我這個壞了。

苗義河:時間長了,他就有丟失的東西。因為我們的服裝就証明我們是公安交警,因為我們不是冒牌的貨。

竟有這樣的教導員!竟說服裝就証明他不是冒牌貨,問題絕不在個人!有這些採訪,任何謠言流言都沒有立足之地﹔有這些採訪,哪兒還要另搞“事實核查”呢?美國媒體以洪荒之力搞“事實核查”,還是被“后真相”打得丟盔卸甲。千萬別說這就是“核查”,它是“對手戲”、是“撞擊蒙太奇”:二元對抗,大跨度跳躍和反差。把敘事技能融入採訪,夯實非虛構地基,再放手運用與虛構與否無關的通用敘事技能,讓其貫穿新聞生產全過程:策、採、寫、編、播、發……以敘事統攝非虛構,正如謠言以敘事統攝虛構一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謠言,大大小小、新新舊舊、境內境外、網上網下的謠言還會反復和多處出現,對謠言最好的反擊,不是一篇辟謠的文章,而是新聞界做好報道。好報道還得恆河沙數涌出,構建良好的新聞輿論環境,事先擠壓謠言的生存空間。當然不會根絕,但辟謠或事實核查,只是良好新聞輿論環境的副產品。其產生作用,也以共同經驗、共同體體驗為先決條件﹔否則,細節糾纏不休,公婆各說﹔前因后果,更是雞同鴨講。

新媒體沖擊下,傳統媒體壞消息不斷。幾乎每個媒體人都在思考:報刊廣電能不能活下來?盡管每天的思考結論都相同,還是無法阻止第二天重新思考。或者隨波逐流地思考,你“試錯”,我也來,疲於奔命向一個方向狂奔。記錄我們的時代,成了記錄我們的失敗。夫妻同行,焦慮媒體倒了雙雙失業怎麼辦……其實,每個媒體人該思考:我如何做好報道?是“好”報道,不是馬馬虎虎、勉強及格,呵呵、好歹發出來了……思考好報道的人太少,報刊廣電活下來怕得求助奇跡。沒有奇跡,也不靠神仙皇帝,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筑成堤壩的人提升了自己的水平線。報道好“兩個一百年”的中國發展、百姓體驗,實現新聞報道的現代化轉型——與現代化中國一起成長!

(原載《新聞戰線》2018年第5期。作者:張立偉,四川省社科院新聞所研究員)

[①] 本文引用報道,除專門注明外,均來自劉梓良總編:《中國百年新聞經典》,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消息卷、通訊卷、評論卷。

[②] 戴維·福爾肯弗裡克:《頭版:〈紐約時報〉內部解密與新聞業的未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128頁。

[③] C.M.愛森斯坦:《蒙太奇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278、478頁。

[④] 彼得·雷德:《一生:邁克·華萊士傳》,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76頁。

[⑤] 邁克爾·舒德森:《新聞的力量》,華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頁。

[⑥] 倫納德·小唐尼、羅伯特·G·凱澤:《美國人和他們的新聞》,中信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頁。

[⑦] 杰克·魯勒:《每日新聞、永恆故事——新聞報道中的神話角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65、96-97頁。

[⑧] 轉引自萬維鋼:《智識分子:做個復雜的現代人》,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頁,文字略有修訂。

[⑨] 肯·梅茨勒:《創造性的採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

[⑩] 杰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文學指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11] 蘭德爾·柯林斯:《互動儀式鏈》,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58-159頁。

[12] 張嚴平:《穆青傳》,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

[13] 許小年:《回蕩的鐘擺》,中國計劃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185頁。

[14] 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15] 阿列克斯·英克爾斯、戴維·H·史密斯:《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中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24頁。

[16] 轉引自成伯清:《情感、敘事與修辭——社會理論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5頁。

[17] 羅伯特·G·皮卡德、杰弗裡·H·布羅迪:《美國報紙產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

[18] 張立偉:《發展報道蓬勃發展——一個正在應驗的預言》,《青年記者》2007年第17期。

[19] 張立偉:《技術決定論批判——傳統媒體如何善用善治數字技術?》(上),《新聞戰線》2017年第11期。

[20] 轉引自注7,第21頁。

(責編:燕帥、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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