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7年新聞傳播學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以及傳媒生態的影響下，有著新的發展和走向，在過去舊的話題基礎之上，又呈現出新的特點，在梳理整合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學界思考分析和新聞業的突出事件，認為2017年新聞傳播學發展具有包括習近平新聞輿論思想、后真相時代、互聯網輿情等以下十個熱點話題。

關鍵詞：習近平的新聞輿論思想﹔后真相時代﹔互聯網輿情﹔美國大選的傳播方式﹔媒介融合﹔VR新聞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6-0078-03

一、引 言

當今時代正處於變革發展的新時期，思考2017年新聞傳播的熱點話題在結合這一年中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新聞傳播業的大事件，也應當放在時代的背景下進行考量。政治上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論斷為新聞工作指明著發展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在內的媒介技術蓬勃發展帶來傳媒生態的改變，隨著“互聯網＋”逐漸上升為國家戰略，智能化的傳播生態下對於傳統媒體的的轉型出路、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要求。而在這種新媒介、新技術層出不窮，網民規模不斷擴大，在網絡討論空間中積極參與表達在在帶來平等、多元和開放的同時也呈現出“情緒在前，觀點在后”的“后真相”特點，由此演化出“江歌案”“紅黃藍事件”等網絡輿情事件中的網絡謠言、虛假新聞。在這一系列特別以美國大選為代表的事件中，社交媒體的推進，傳統媒體的失靈，報道的錯位和缺失也引發學界對於新聞專業主義的反思和追問。由此以來，深入貫徹好特別是十九大以來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思想，是鞏固和壯大主流意識形態和思想陣地的重中之重。

二、2017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熱點述評

1.習近平的新聞輿論思想的進一步解讀

在2017年1月的瑞士達沃斯，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世界矚目的重要演講，表明中國的國際領導力和話語權正在上升，在變化中的國際輿論格局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好聲音有了新的內涵和突破。

做好新聞輿論工作，新聞工作者責無旁貸，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有了新的歷史方位，更需有新的發展理念和創新性的話語體系與之相適應。習近平的新聞工作思想自去年至今年依然是新聞傳播界的熱點話題，是新聞工作的指導思想。不少學者對這一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創新發展做了解讀。

尹韻公在《習近平新聞輿論思想的新突破新進展》中談到，准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新聞輿論思想的核心要義，必須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大勢及其相關的傳媒背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廣泛運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深刻的影響著新聞領域的媒體格局和傳播方式[1]。

2017年是“2·19”講話的一周年，“2·19”講話是習近平新聞輿論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不少學者圍繞總書記講話內容再度出發進行深入探討，田宏明在《新聞輿論工作“道”和“術”的統一——重溫習近平“2·19”重要講話精神》中明確指出習近平新聞輿論思想具有科學性和真理性的特征。此外，林如鵬、支庭榮在《習近平新聞思想：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重大創新》中，圍繞著“五個事關論”“48字職責使命論”“四個講清楚論”“融合發展論”“九個創新論”和“四種角色論”進行解讀，認為充分體現了繼承、弘揚、發展和創新的統一[2]。

做好新聞輿論工作，不是閉門造車和紙上談兵。面對實際問題，應充分理解和把握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新思想，對於新聞工作的意見和指導，在了解時代特點和人民需求以及認識新聞媒體獨特性質和功能的基礎上，實現“引導力”和“傳播力”。

2.后真相時代成為新話題

“后真相”（Post-truth）這一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992年。“Post-truth”首次被美國《國家》雜志（The Nation）用來描述“水門事件”“伊朗門丑聞”和“海灣戰爭”等事件的共同特點[3]。2017年以來，榆林產婦墜樓事件爆發，北京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事實讓位於情緒，觀點讓位於“口水”“后真相”的特點越來越突出。

胡翼青的《后真相時代的傳播—兼論專業新聞業的危機》通過分析西方語境下“后真相”的表現及影響，認為“后真相”現象突破了政治領域，影響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4]。全燕則在《“后真相時代”社交網絡的信任異化研究》中指出“后真相時代”帶來了許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信任異化[5]。

社交媒體、大數據等技術和權力的介入，使“謊話、流言、緋聞以真相的幌子在網絡上肆意流傳，甚至有人將“社交媒體”時代等同於“后真相時代”。面對一系列問題，怎樣建構社會現實，增強新聞媒體的公信力，重塑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界是“后真相時代”下傳媒業理應思考的問題。

3.互聯網輿情問題持續成為焦點

輿論、輿情通常是指是人們對於涉及公共事務且與自身利益相關事件的意見集中表達和反應，處理好輿情事件關系到民心所向和社會穩定，因此輿情問題一直為新聞傳播領域所關注。

黃楚新，王涵在《新傳播環境下的輿情特點及挑戰》中從新傳播環境出發，認為移動互聯網上廣泛使用的網絡社交平台讓用戶可以隨時隨地關注最新信息，表達個人觀點和意見，很容易在瞬間引發社會熱點話題[6]。關於網絡輿情的治理，不少學者也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其中吳旭紅在《新媒體時代的網絡輿情及其治理范式的轉變與創新》中從公共管理的的角度，對輿情的監管治理機制、治理手段和方式上提出建議[7]。互聯網輿情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網絡傳播環境的復雜帶來對於傳統輿情應對策略轉變的要求，輿情監測和管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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