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費主義借助自媒體在大學校園盛行的表征及影響

根據2017年發布的《中國高等教育質量報告》，我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已達3700萬人。作為接受過良好教育，即將投身於國家建設的棟梁之才，高校學生的身心健康問題一直都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剛剛擺脫義務教育和家庭束縛的他們對新科技、新思潮的接受度強，自我意識也尤為強烈。當消費主義通過大眾傳媒這個助推器在全社會廣泛傳播，女大學生因其性別優勢，對時尚潮流的敏銳度較高，在消費中也面臨著更多誘惑和困境。

（一）消費主義潛移默化地滲透進思想觀念中

打開手機刷刷微博，看看微信公眾號有哪些更新，上快手、抖音找找帥哥美女，在小紅書上被“種草”，已成為在校大學生進行社交和娛樂的主要方式。不論是課間、吃飯還是睡前，人人專注於自己的手機已是常態。在學生關注的這些自媒體賬號中，一部分是在微信上更新原創文字作品的意見領袖，一部分是在微博上更新原創圖片的網絡紅人。前者一般會結合一些社會新聞，表達傳播者所持有的觀點看法，或是介紹一些傳播者認為可以在工作生活、男女交往中使用的技巧手腕。

以“粉絲”上千萬，單篇文字作品點擊均過百萬，關注者85%為女性的著名自媒體人“咪蒙”為例，在她的微信公眾號上，不乏名為《三圍是檢驗真愛的唯一標准》《我終於嫁給了錢》《你明明配得上更好的生活》這樣的文章。文中不乏“我先看到一輛保時捷停在大門口，車門打開，樹樹走下車，朝我們走來。短短的20米路程，我總結出了3個要點。一她腳上踩著Jimmy Choo，最新款﹔二她拎著LV，最新款﹔三她挽著的男人的臉証明他很帥氣，而她男人的保時捷証明他很多金。我看著她的鑽戒，問，他愛你麼？樹樹斜眼看著我的艾格大衣，Zara鞋子和高仿名牌包，說，有名牌鞋包大鑽戒，能過上不愁吃穿的生活，愛不愛還重要麼？”這樣的段落。

美國傳播學者喬治·格伯納提出的“培養理論”指出，大眾傳媒對受眾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媒介對客觀世界進行真實全面的反映，提供受眾客觀准確的信息，就可以對培養受眾樹立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的世界觀、價值觀發揮積極作用。反之，如果媒介對客觀世界進行偏頗片面的描述，就會歪曲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從而形成阻礙其身心健康發展的世界觀、價值觀。

然而，以“咪蒙”為代表的大批自媒體人在擁有眾多對他們無比信服的追隨者后，一邊為了保持自身名氣和文章熱度繼續毫無底線的炒作低俗、媚俗的話題，鼓吹消費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用尖銳的語言制造社會各階層間的矛盾，以此提高閱讀量，賺取高額廣告費，一邊將自己發布在自媒體平台上的作品整理成冊，出書發行以謀取更高利潤，並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專門針對女性輸出其獨到理論的自媒體人“Ayawawa”也總是鼓勵女性找願意給她們花錢的男人，並教授女性如何通過美容、著裝提升魅力，將女性的自身價值和社會地位強行與男性挂鉤。她的這些言論得到了大量年輕未婚女性的追捧，她們親切的稱呼她為“娃娃姐”，並對她的思想觀念頂禮膜拜。

由於高校學生接觸自媒體時間較長、目的性也較為明確，消費主義已經潛移默化的滲透進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寧可坐在寶馬裡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車上笑”“男人為你花錢不一定代表他愛你，男人不為你花錢那代表他一定不愛你”“男女朋友之間，男方應該在特殊節日給女方清空淘寶購物車、發紅包、送口紅等，而寫情書、做紀念冊等則敷衍和摳門的體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這是一個看臉的社會，沒有丑女人，隻有懶女人，要想過上好日子，首先要在外形上下功夫”等網絡新理論也在女大學生群體中廣泛流傳。

（二）消費主義亦步亦趨的體現在行為舉止上

除去以文字取勝的微信公眾號們，在微博上更新原創圖片的網絡紅人則是通過展示自己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來吸引眼球。圖片中的她們一般身著名牌服飾，穿戴名牌首飾箱包，頻繁出入高檔場所，享受高端服務，或是與一群“富二代”們喝酒泡吧、出國旅游。以單篇微博評論點贊數經常破萬，被稱為“最美網紅”的“@美美的夏夏”為例，在她的個人主頁中，幾乎每張照片中都會出現3~6件奢侈品，照片的背景也多為旅游勝地、豪華汽車、五星級酒店等。通過這些照片可以判斷出她是一個面容姣好，身姿曼妙，有錢有閑，追求者無數的年輕女子。像“@美美的夏夏”這樣活躍在微博上的網絡紅人數以千計，她們慣用的招式就是先積累一定數量的“粉絲”，然后開始售賣服飾、鞋帽、化妝品等，通過偶像的力量宣傳自己的淘寶店，呼吁“粉絲”們搶購她們推薦的商品。

我們知道，消費主義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體現為非理性消費和炫耀性消費，消費的符號意價值遠大於使用價值。當活躍於自媒體平台的網絡紅人身體力行的用自己靚麗的容貌、華麗的服飾、奢侈的消費打造“精英人設”，收獲萬千“粉絲”的羨慕和追捧時，呈現給受眾的仿佛是一場場狂歡盛宴。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會學習論，人的復雜行為多為后天觀察模仿而來，當人們確定某一示范對象后，就會通過不斷學習來再現示范行為。所以，當高校女大學生將這類網絡紅人視為崇拜和仰視的對象，那麼在對其進行觀察的過程中，自然會通過模仿學習再現網絡紅人作為示范對象的行為舉止，並將其展示在自媒體平台上。

自媒體作為大眾傳媒的一種，它所展示的只是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即美國新聞學者沃爾特·李普曼提出的“擬態環境”，它並不是客觀環境“鏡子式”的再現。所以，個體通過自媒體平台選擇性的傳播加工和重構后的信息，就能到與現實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他人的反饋。正是基於這樣的“信息差”，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女大學生選擇性的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與網絡紅人相似的生活片段，或是購買出現在網絡紅人照片中的昂貴物品，隻為向他人証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生活品質與消費能力，試圖模仿網絡紅人打造自己的“精英人設”，從而獲得一種領先於其他同齡人的滿足感和優越感。

如今，在女大學生的社交平台中，吃喝、旅游、自拍的內容出現頻率已經遠超於學習、工作、運動的內容，有意無意的提及或露出價格不菲的商品或logo，截圖節日紅包、轉賬記錄，晒高檔餐廳、五星級酒店、豪車照片的也不在少數。自媒體對消費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鼓吹，浮躁、好攀比的社會風氣，都是女大學生對網絡紅人的優越生活進行模仿，以獲取他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原因。而當學生們的偶像不再是科學家、企業家、醫生、教師等為人民謀福利，為社會做貢獻的人，而是以消費與享樂為人生意義的網絡紅人，學校的學風、校風難免受到影響。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