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網絡語言與政治傳播之間的話語構建

從上文的典型案例中，我們可以梳理出網絡語言與政治傳播之間的話語構建主要表現在語言、輿論、文化三個層面。

（一）語言層面：優化政治修辭，創新語言范式

政治修辭是政治主體運用一定的政治語言，在政治過程中實現政治說服的技術和能力，主要包括主體、情景、受眾、主題、論証以及效果等要素。我國的主流媒體作為政治傳播的主要陣地，為了適應群眾閱讀習慣和信息獲取方式的轉變，也要不斷優化政治修辭，進行語言上的革新。例如《人民日報》就進行過不少改革和嘗試，它的多次改版，以及“走轉改”的文風改變都體現了對讀者的重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也要求我國的政治傳播主體學會運用新型的網絡詞匯、網絡語調來結構自己的傳播主題，創新政治傳播的語言范式。

與傳統的政治語言相比，網絡語言有如下幾大特征。第一是簡短扼要，網絡語言通過對原有漢語語言的縮略化、諧音化來指代網絡語境下的特定含義。這種符號形式無疑使語言更加精煉，提高了交流速度。第二是形象生動，網絡語言中的圖片、表情、特殊字符等符號，擺脫了傳統漢字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單調與乏味，變得外觀形象、語義生動，增強了語言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②。第三是幽默有趣，網絡語言往往伴隨著一定的幽默性，它增強了網絡環境下交流者之間的愉悅感，同時也會拉近傳播主體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增強彼此之間的親切感和認同感。第四是參與互動，網絡語言天生帶有“網感”，這種“網感”使受眾在某個網絡熱詞出現后迎合網絡潮流，不自覺地加入到這種語言環境中，從而引發參與性互動、規模性使用的現象。所以說，網絡語言如同一股新鮮的空氣注入到了政治傳播話語體系中,它有利於改變政治傳播語言的文風，豐富政治傳播語言資源，拓展政治話語表達的空間。

（二）輿論層面：監測語言環境，把控網絡輿情

縱觀近年來網絡語言的發展趨勢，不難發現網絡語言與社會現實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從2013年的“中國夢”到2015年的“我媽是我媽”，再從2016年的“洪荒之力”到2018年的“厲害了，我的國”，這些網絡語言與社會環境中的某些公眾議題有關，它們所承載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社會輿論的走向。輿論監督是指“公眾通過輿論這種集合性意見形態，對各種權力組織和其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自由表達看法所產生的一種客觀效果”。從網絡輿論監督的方面來說，網絡語言對民主法治建設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絡環境下也存在謠言盛行、思想偏激、表達失序等不良現象。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政府部門、主流媒體等政治傳播主體就要時刻關注網絡語言所引發的輿論環境，通過關注網絡語言特別是網絡熱詞，通達社情民意，疏導公眾情緒，進行網絡空間或社會現實中的輿情控制和輿論引導，實現社會大環境的有效治理。

網絡語言是網絡輿情的風向標，也是網絡政治傳播的重要指針。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都致力於培育健康的互聯網輿論環境，致力於建設有序的網絡政治參與方式，這是新時代我國政治生態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正如《人民日報 》曾刊發的一篇文章中所談到的：“各級領導干部要高度重視網上輿情，將親自上網、了解輿情作為每天上班的必備功課，將網上輿情作為工作第一信號，將能否使用網絡、能否發現輿情、能否應對輿情作為衡量工作是否稱職的重要標准。”③總之，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階段，這一階段是社會矛盾、利益沖突的高發期，隻有加強監測網絡語言環境、把握輿情治理的力度，才能保証我國的社會環境健康發展。

（三）文化層面：彌合文化差異，普化政治理論

文化差異是導致網絡時代政治傳播效果不強的重要因素。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國家提倡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無疑是當前的主流文化。以網絡語言為代表的網絡文化本身類似於一種狂歡文化、娛樂文化、民間文化，是社會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復調。蘇聯美學家巴赫金認為狂歡文化是一種在正統的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這種文化以全民性、取消等級、正反顛倒和粗鄙為特征，它的基本形態就是詼諧和笑④。主流文化一直承擔著大眾的教育、認知、審美等功能，對時代進步、社會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隻有彌合文化差異，在網絡環境中適當引入主流文化的傳播才有利於整個社會良性發展。

語言是文化最核心的價值體現，因此消除語言差異也成了彌合主流與網絡兩種文化差異的有效手段。傳統的政治傳播話語體系作為社會主流文化的體現，在內容和形式上有著明顯的特點，如宏大的敘事、固定的修辭、嚴肅的語境等。網絡文化作為一種娛樂文化，則呈現出碎片化的敘事、不嚴謹的修辭、輕鬆活潑的語境等特征。要消除話語差異帶來的文化差異，政治傳播主體就必須要學會掌握網絡語言。隻有借助於這一新的語言工具與網絡受眾進行對話溝通、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取得更理想的傳播效果。自2009年以來，我國的主流媒體使用了“給力”“正能量”“擼起袖子加油干”等風格活潑的網絡語言，引起了民眾的廣大響應和認同，極大促進了官方文化的有效傳播。另外，如前文所講的“長征路上小紅軍”表情包對長征精神的宣傳，通過網絡語言與政治傳播的有效結合，使政治傳播主體與社會大眾擁有了更廣泛、更流暢的對話，推動了當代主流文化在網絡文化中的傳播。

四、結語

面對網絡語言的流行，我國的政治傳播主體正在以包容的態度，把握其內在規律，拓展自己的話語空間。筆者相信，我國的政治主體隻要不斷跟進時代發展，就能夠尋求與網絡語言之間更多的契合點，從而使我國的政治傳播呈現出更新的面貌與更大的活力。

注釋：

①蔣伊晉,彭美.李克強批示“証明”荒唐事 各個部委如何反應？[N].南方都市報,2015-6-15(AA10).

②許子為,張顧為,何淼.網絡語言的功用與政治理論傳播的契合度分析[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04).

③葉皓.新媒體時代,信息是堵不住的[N].人民日報,2010-11-09(015).

④陳默.媒介文化傳播[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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