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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创刊号封面。
2013年第2期封面。
陈原
范用
沈昌文
汪晖
昨天上午，北京三联书店在官方网站发出公告，三联书店总编辑助理郑勇接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主持《读书》工作，副主编李学军出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这也是继2007年《读书》换帅风波之后又一次人事大调整。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表示，“此次调整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我们事先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
网友最先披露信息
最早公布这一消息的是网友大笨钟。24日10点53分，大笨钟以“《读书》的沉没？”为题发帖称，“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三十余年来薪火相传的《读书》老编辑班底将被彻底拆解！现任第一主编贾宝兰早先已确定去职，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中国艺术时空》主编。另一主编王焱也将很快退休离任。贾宝兰离任时在微博中说，‘愿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不要有我这样的遭遇’。她说的‘兄弟姐妹’应该包括《读书》的老同事们吧，现在恐怕不幸言中！长期担任副主编的李学军也将离开《读书》……因为类似的原因，在《读书》工作已有十余年的叶彤也将离开《读书》。剩下的只是刚来一两年的一位新人。”
樊希安：人员调走必须有人填补空缺
25日上午，三联书店在官网发布了“三联书店关于《读书》杂志人事调整的公告”：“因《读书》杂志原执行主编贾宝兰同志调离我店，经2月25日店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三联书店总编辑助理郑勇同志接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主持《读书》工作，不再担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李学军同志出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不再担任《读书》杂志副主编。此决定自2013年3月1日起执行。”“本次调整事先已充分征求当事人和各方意见。一直以来，《读书》杂志深受广大读者关爱。今后，刊物仍将恪守‘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理念，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办刊方针，期望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教。”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这次调整，完全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因为贾宝兰调走之后，需要有人顶上这个空缺。调整之前，我们征求了沈昌文、董秀玉、吴彬等人的意见，三联书店的领导班子一致通过。另外，这次调整只是《读书》杂志的领导班子，其办刊宗旨和方向不会有任何变动。”他还说，《读书》以前实行的是贾宝兰和王焱的双主编制，王焱的位置没有变化。叶彤有一些想法，已经与书店沟通。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说，“我经常和樊总聊天，他的所有意见我都赞成。这几年我很少读纸质书，也不大看《读书》，宁可上网。”
当事人均不愿多说
《读书》杂志原执行主编贾宝兰80年代就进入《读书》杂志，是杂志社的“五朵金花”之一。她说，自己已经在《中国艺术时空》杂志社任职，对于此次人事调动略有耳闻，但未知其详。“我的关系已经调到这边来了，这段时间在三联只处理了一些遗留的事务，做完就走，也不聊天。”
此前，贾宝兰曾在微博发帖，认为政协换届自己应该连任政协委员，却被反常换下。贾宝兰称，这件事发生之后，自己就决定调走。对于之后的人事变化，“我确实不知道。”
李学军称，此次调动并非自己能够决定，对于其余的事，她不愿多说。在《读书》杂志工作多年的王焱称，自己四月份就退休了，希望回家写书。“老邓（邓正来）啪一下就没了，我有紧迫之感，得把要写的书赶紧写出来。”他还表示，自己主编的《社会学家茶座》，将继续编下去。
刚刚接任的主编郑勇称，自己刚刚到岗，有一点可以明确，“《读书》仍将坚持原有宗旨。”
■ 微博众议
@周立民在说话:或许早就该变了，编者不变，读者早变了。
@上海陈子善:其实《读书》从创刊至今，已变过几次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所以这次如又要变，怎么变，会变成怎样，目前下结论未免为时过早，且拭目以待。
@如是槛内人：花无百日红，盛衰是自然事。但私心里还是希望《读书》好好办下去，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年代，有本好杂志不容易。
@幸运的出版狂客：未必是坏事，杂志社人事变动很正常。郑勇编了很多好书，底子不错。
■ 读书人谈《读书》
2007年汪晖离职后，《读书》杂志的定位和调整，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新京报采访了执行主编王焱与书评人黄集伟，他们直言了近几年对读书杂志状态的看法。
王焱：离理想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
2007年至今，《读书》杂志明显的多元化。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仍有很大不同，作者的队伍主要是年轻人，表述上也差了一些。另外就是有些文章太长了，有的稿子有12个页码，我觉得，最长8个页码就可以了。文章太长，杂志就有些单调。另外还有一个悖论，《读书》被列入了CSSCI，在上面发表文章，被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学术成果。但是，《读书》是一个思想文化刊物，和学术成果和学术论文不是一回事。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在文章的可读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离理想的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努力，又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评论还要到位，同时引导阅读，这些实现得不太够。现在应该摸索出一种新文体，清新、生动，适合时代语境，这需要作者和编者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杂志又不能完全学网络语言。《读书》杂志的生命就在思想性，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黄集伟：面临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订阅《读书》杂志。我最喜欢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汪晖时代的《读书》，学术性很强，2007年至今的《读书》杂志，活跃度仍然比不上沈昌文时代。
我觉得，这些年的《读书》杂志，面临的是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打个比方，你以前看一场球，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球评专家怎么说，得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和共享。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用手机和IPAD，马上就能获取。在思想文化领域，你关心某一个问题，没有必要一定要等两个月杂志出来，网上的言论和讯息的丰富程度，也不是杂志所能比拟的。
这也意味着，《读书》杂志在我阅读上的地位已经下降。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不关心人事的变化，只希望杂志能多一些好读的文章。
■ 《读书》变迁小史
自创刊以来，《读书》先后经历了几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2007年，汪晖、黄平。2007年至今，吴彬短暂过渡之后，贾宝兰、王焱。
陈原、范用时代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创刊之初就以《读书无禁区》发出了压抑之后的呐喊，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多年来，《读书》杂志一直定位于“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其开放的思想、直面社会问题的议论和隽永清新的文风，赢得了广大读者。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类文章比例相当大。
沈昌文时代
在沈昌文任职的十年里，《读书》延续了注重文学的特色，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这一时期，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引入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
汪晖时代
从1996年至2007年，汪晖、黄平执掌的《读书》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
后汪晖时代
2007年至今，贾宝兰、王焱主编的《读书》，一直追求保持原有特色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近日，贾宝兰调任《中国艺术时空》主编，郑勇接棒，王焱将在今年4月退休。（记者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