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终将发出自己的声音——感悟做好文化记者

来源：《中国记者》杂志

“漂流记者”找到了港湾

做记者曾是我被动和无奈的选择，现在却成为我坚守的职业。做记者前，我的梦想是当作家，这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大约在中学时代，父亲就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当时在所在县区也算小有名气。但因为“文革”、时代变迁和生活压力的影响，父亲的文学梦终未能实现。

父亲是不甘心的，他把未竟的心愿寄托在我身上。我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看了比我还高兴，很认真地放在书架上。他很希望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能够出人头地，加入作协，在他认为一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然后出书，在广播电台里被朗诵播出，最后拍成电影、电视剧。

然而，到我工作的时候，文学的状况已大变。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曾辞掉工作一年，在出租屋里从事自由写作。当时，文学正处于低谷，杂志的发行量越来越少，小说、散文的稿费只有千字50元，诗歌的稿费更少。

这样的写作其实一点也不自由，微薄的积蓄，在交完一年房租后见底。为维持生计，我到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在做过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后，还是选择了喜欢的文化新闻。因为在《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学报》《山花》《作家》等报刊连续发表作家专访，在文化圈内慢慢小有名气。我记得，那时在《南方周末》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梁晓声的专访，编辑是朱强。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南方周末》露脸。

从1993年工作到如今，我在媒体圈打转已有20年，工作单位也换过多家。在《阅读导刊》《音乐生活报》、南海出版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都干过，也曾在《北京文学》《好书》杂志待过，互联网热闹的时候也曾在旌旗网和榕树下工作。

在这些单位里，我当过记者、编辑，也当过主编和总监。但那些年里，我心浮气躁，跳来跳去，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单位。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报纸整改、经营困难，或者工作环境不好等。

或许是因为疲惫了，渴望安定，2002年末，我选择了《南方周末》。带我进《南方周末》的是向阳，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门槛高，和所有新进入的同事一样，我从零开始干起。

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

2003年春节，我采写了4个版特刊“金庸影视”专题，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采访了张纪中、鞠觉亮、李亚鹏、周迅、周杰、胡军、周晓文等人。不久，因为北京永定门重建的报道《北京开门》，我通过了试用，正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

我到文化部时，王寅、夏榆、李宏宇、朱力远、向阳，加上周俊、吴蔚、扬子，我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局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心平气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新闻记者身份外，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学者、剧作家，在国内新闻界的报刊里，这样的团队应该说不多见。

这些年，《南方周末》人员变动挺大。文化部算是一个奇迹，很少有人离开。一个原因是文化部的内部环境宽松，只谈工作，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媒体商业竞争加剧，许多报纸重视时政、社会、经济新闻，砍掉了文化新闻板块，只保留娱乐新闻。这帮上了年纪的老记者，想跳槽也没有地方去。偶尔，我也会觉得遗憾。在目前的媒体圈，文化新闻是个冷门。《南方周末》文化版在各个板块中质量和高度一直排第一，但社会影响力却不如时政和社会新闻。

有时候，和新闻部、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写稿容易，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文化部做的新闻，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每一次采访却要有新料出来；为一个人物，采访两小时，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加上采访、写作，可能是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可见有多难。

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间超过了十年，算下来这是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从记者到资深记者，最后到高级记者，获好稿奖也最多。

当然，也面临许多诱惑，比如有新创办的报纸，空出了管文化、娱乐、体育的副总编，或者新杂志邀请去当主编，也有外地网站总监的位置和高薪，但经过现实的考虑，我都觉得不合适。最后，选择放弃。再遇到《南方周末》的前同事，拿着一堆主编、出版人、总裁、董事长头衔名片时的不舒服，也渐渐消失了。

我已找到答案

在《南方周末》工作久了，慢慢觉得做文化记者也有很多好处，可以提前看到好电影和演出，阅读大量的图书、杂志，和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交流和沟通，日积月累，长期保持智力的增长。何况记者也有成就感。一个人在一个单位，成绩表现突出，单位和社会都会肯定其成就，记者也一样。一年从头忙到尾，几十篇稿子，能够有两三篇独家报道，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代表《南方周末》获胜，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翻阅进入《南方周末》这十年的新闻报道，我满意的很多。2003年的《王志文这人》《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2004年的葛优、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2005年的陈丹青专访、《黑户三十年》；2006年的《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和《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2007年的王卫平专访和《大明王朝》专题；2008年的《张艺谋解密开幕式》和《中国制造李连杰》；2009年的《“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吴宇森赤壁赋》《谢晋的最后时刻》，和许倬云、约翰·奈斯比特访谈；2010年的《中国梦》特刊专题和国庆特刊专题；2012年的莫言获诺贝尔奖专访，都是独家和深入并在业界引发好评的文章。

每次采访，我都做精心的准备。自己也舞文弄墨，喜欢读书写作，因此去采访作家、学者就没有隔膜，问题也能够得到采访对象的认真回答。写出来的文章也得到读者和圈内记者的欢迎，包括采访对象的认可。这让我有一种被认同的成就感。

但是否可以一辈子做记者到底呢？这其实是一个与新闻业无关的私人选择题。唯一对我失望的是父亲，原因很简单，他认为：“记者一辈子总是采访别人，传达别人的声音，为别人服务，没有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个问题，我已有自己的答案：如果去写小说、散文，我顶多算个三流的，但把同样的精力花在新闻上，我能成为一流记者。

长期坚守这一领域的我，迟早也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父亲认为：“记者一辈子总是采访别人，传达别人的声音，为别人服务，没有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个问题，我已有自己的答案：如果去写小说、散文，我顶多算个三流的，但把同样的精力花在新闻上，我能成为一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