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问政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摘 要：电视问政自问世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究竟它只是行政管理的创新方式还是电视媒介致力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对电视问政的不同认识将生成不同的节目内涵与传播效果。论文重点探讨电视问政如何强化公共性，实现对民众公民精神的启蒙，推动公民社会的生成。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共领域；公民文化

当下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不同群体亟需利益表达共享平台。一个承载公共意见的平台不仅能起到“排气阀”作用，也可改善媒体及政府形象，改进官民关系。电视问政节目正是能担此重任的平台，目前电视问政已呈燎原之势，相继出现于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安徽、宁夏、浙江等多个省份。电视问政尽管受到高度关注，但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如何使节目擦拭掉“做秀”的嫌疑？怎样令观众不再只是嘲讽的看客，使其从消费的受众转变为批判的受众？诸多追问直指电视问政节目建构公共领域的功能。

一、电视问政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领域”一词由美籍德裔学者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首创，经另一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全面阐释，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使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公共领域具有开放性、普遍性、观点的多样性，“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1]”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批判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具有鲜明对话色彩，强调通过自由的理性对话，讨论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影响公共决策，监督公共权力。电视问政虽然具有一定公共性旨趣，但节目设置上的欠缺却限制了电视问政对公共性的实现。

1.公众参与度不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而目前问政节目的公众参与度比较有限，参与人数往往是几十人，虽然有的节目设了分会场，比如社区分会场和大学生分会场，也开通了节目官方微博和热线电话，鼓励市民积极参与节目，但无论在节目现场还是在分会场，民众基本只履行举“笑脸”牌或“哭脸”牌的职责，在问题讨论过程中即使有市民举“哭脸”牌，主持人也很少对其不满意原因进行采访，深层次民意并未彰显，节目成为主持人、官员、专家等等精英人士的论坛，“公共论坛”平台并未建构起来。

2.节目的行政意味较浓。“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2]”电视问政却表现出浓重的官方行政色彩。某电视问政节目主办方是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该节目已作为市政府治庸问责的检查方式之一被纳入政府工作范畴。问政节目作为行政制度的创新管理成分要远甚于其作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成分。该节目的问题设置在大方向上源于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框架，即围绕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年度“十个突出问题”展开，具体题目由记者寻找，目的在于促进政府工作。政府所关注的宏观层面的城市发展问题，虽关乎民生却并非紧系民生，譬如电视问政的动力来自于市委、市政府为治理城市“脏乱差”、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治庸问责”动机。政府着眼宏观大局的问题框架与民众关注微观利益的问题框架并不能完全重合，电视问政自上而下的议题设置导致节目在公共性上有所削弱。议题公共性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令节目无法对民众产生内在吸引力，一些观众以笑看官员出丑的心态充当着冷漠看客，并不能参与到问政节目乃至公共生活中来。

3.理性色彩不够。公共领域“理所应当地成为捍卫理性的场所”，“推理性和讨论性”以及“强调理性的守护和展示”成为重要特征[3]。而问政节目的讨论基本停留在主持人逼问整改期限、促使官员表态层面，对深入剖析公共问题根本症结，尤其是制度缺陷方面却比较忽视，并未就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展开理性对话。有电视台曾做过一期有关某高校周围商家无证经营、餐饮环境恶劣的问政节目，节目采访并不全面，只采访了商家及政府部门人员，所提问题也比较表面，并未对问题做深度思考：面对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学生们为何依然选择在此就餐？商家是偷奸耍滑不想办证还是程序繁多办证受阻？是有关部门监管困难还是疏于监管？

二、电视问政构建公共领域的路径

1.借鉴公共新闻的共识会议模式。在民众深度参与商讨公共问题方面，公共新闻的共识会议模式提供了一些可借鉴思路。公共新闻致力于创建市民自己能讨论并解决问题的空间，其议题产生于民众，媒体可通过电话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了解民众所关心问题，以深度报道方式报道问题，组织民众讨论问题，并在报道中凸显民众视角及观点。作为公共新闻工具的共识会议模式对立法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模式先从感兴趣并提出加入申请的民众个人挑选人员组建成民众专门小组，会议发起人先向民众征询意见以确定议题，议题确定后，专门小组会为主会议准备一段时间，包括增加小组成员对相关问题的知识、规划相关议题的问题等，以提升其议程设置能力。允许小组成员参与挑选专家，在选择专家方面会尽量邀请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专家。主会议一般持续四天，内容包括民众专门小组与专家互动、小组了解并整合专家意见、形成有关解决方案的一致声明，最后在记者会上宣读声明并提交与会官员[4]。中西方国情的差异，决定了我国电视问政节目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共识会议模式给我国电视问政所提供的启示是观念意义远大于操作意义，其观念精髓便在于促成民众广泛的深度参与。事实上，民主来自于话语过程本身，话语民主是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3]。因此问政节目的议题设置可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线结合，尤其重视后者，由媒体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调、访谈，而后建立公共议程，而当公共议程确定之后，可由媒体针对特定议题进行民调，形成公共意见，并把公共意见引入问政节目的讨论之中。在节目开始前一段时间可让市民代表深入了解有关问题的背景资料，甚至在节目设置上促成民众主动收集背景材料的兴趣，毕竟置公共问题于背景材料之中是达到理性思考深度的重要途径。在扩大民众参与度方面仅仅借鉴西方共识会议模式是不够的，融合新媒体因素，扩大民众参与度显得非常必要。节目可促成官方微博与电视内容互参，相互融合。不仅节目内容及时在微博上进行直播，主持人也可定时把微博上民众的提问、评论带入节目讨论。

2.重视主持人作用，引导民众理性思考。主持人在电视问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问题探讨的层层推进、民众参与度的调动、民众与专家的互动，都与主持人对话题的深度理解及其访谈水平密不可分。主持人对话题探讨不能只停留在追问整改期限层面浅尝辄止，而应使话题背景历史化，把话题置于历史发展、社会转型进程中加以考察，对话题内涵作条分缕析的多维思考。主持人在节目现场要不断设问，层层深入直指问题症结，引导嘉宾探讨公共问题治本之道，让市民代表与专家、官员形成理性对话，促成解决方案形成。主持人应在节目中穿针引线，引导话题步步深入，推动各方积极对话，最终促成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让问政节目只成为主持人“个人秀”。

3.发挥媒介间议程设置作用，营造公民文化氛围。社会转型最终取决于人的转型。现代化转型亟需我国从非公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向，对此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影响媒介议程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其他媒介的内容，即某些媒介最先报道相关新闻后，其他媒介跟进报道，产生共鸣。电视问政可与报纸问政、广播问政、网络问政携手同行，营造公民文化氛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体联动要走差异化路径，不同类型媒介在特定时间段就同一公共问题交错传播，优势互补，形成特色。纸媒重在提供公共问题的背景材料与深度报道，电视媒体重于对公共问题的形象呈现，努力建构面对面人际传播交流语境，网络等新媒体发挥开放性、互动性特长，在民众的广泛参与及深度参与方面形成着力点。当下问题不是没有媒介间议程设置，而是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激发民众对公共问题本身的关注，而更多表现为推广问政节目。事实上，媒体联动的目的更在于营造问政氛围，形成舆论共振，激发民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热情，提升其理性思考能力，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三、总 结

电视问政节目的开办需要政府部门与电视媒体的勇气与智慧，也有赖于民众公民精神的培育。面对一些地方台开办此类节目的亦步亦趋，需要明确的是，盲目跟风并不等于与时俱进。推动公民文化的发展，促成政府、媒介、民众的良性互动，才是电视问政积极作用于社会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 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美)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