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亚空难报道中的理性与克制

北京时间7月7日凌晨2点多，韩亚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燃烧。飞机上3名江山中学女生不幸先后遇难。

钱江晚报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对空难进行了追踪报道。整个报道体现了克制、理性的精神。作为报道的一名参与者，我有些小小的体会，具体来说有采访、文本、监督与思考等三方面。

采访：尽量避免刺激逝者直系亲属

首先是人，其次是记者

报道，尤其是灾难、事故类报道，悲悯之心与忠实记录，常与记者的职责发生激烈矛盾。

“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美国“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的这句话，成为很多媒体人的共识。

韩亚空难报道前后，体现出钱江晚报上下对这一共识的认同。

7月7日空难发生当天，编委会几位领导就要求，尽量避免刺激逝者家属，避免消费逝者亲友的悲伤，避免刻意展示孩子们的惊恐。具体采访时，要求我尽量给逝者家属提供帮助。

当晚稿子上版时，决定所有照片不出现逝者家属的正面。

第二天，国内不少报纸和网站，用了遇难者家人刚接到噩耗时绝望痛哭的正面照。遇难女孩叶梦圆的一位姐姐，在自己的微博上对此表示了愤怒。

报社领导层的态度，为我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但作为7月7日赶往衢州江山的记者，内心还是经历了激烈的挣扎和斗争。这里面，还有一个认识厘清的过程。

“首先是人”，但报道本身的价值同样不应被忽视

“首先是人，其次是记者”，那么，具体到韩亚空难，还要不要采访遇难者的亲友？要不要还原逝者生平？有必要因为报道去引发逝者家属可能的感情伤害么？还原逝者生前故事还有价值吗？对此，新闻界人士的看法也有分歧：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孙旭阳认为，媒体对韩亚空难中遇难女孩亲友的采访铺天盖地，叫他感觉厌烦。他质疑，此类灾难报道还原逝者生平是否有价值。

网易副总编陈峰则表示，他在新京报任职时，遇到这样的事，会派记者向逝者家属致哀，提出采访请求，但绝不勉强。如果对方不愿接受，立刻回来。

相比较而言，我更赞同陈峰老师的做法。

还原逝者生平仍是有价值的。

没有这种还原，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没有这种还原，无以展现个体的唯一和生命作为“目的”的意义。只要不过分渲染哀恸，只要不以悲情代替对事件的厘清和问责，这种还原同样具有批判的价值。

新闻，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救赎的力量。忽视这一点，是片面和短视的，媒体人更不应该。

厘清了这一点，我告诉自己，当事人（当时两个女孩生死还无定论）亲友还得采访，只要在不勉强、尽量不刺激其直系家属的前提下。

门内是遇难女孩家人，我站在门外心乱如麻

赶到江山中学时，王琳佳和叶梦圆两个女孩遇难的噩耗刚确认，两家人被当地政府迅速安置到两个宾馆。动作之快，我都来不及跑回停车场的采访车。

兜兜转转，找到安置叶梦圆亲友的宾馆时，已近晚上9点多。

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不时传出嘶哑的哭声，我停下脚步，靠在房门对面过道的墙上。一方面，终于找到了；另一方面，我没勇气去敲门。一边是稿子，当时还是两手空空；一边是情感上的抵触。

腕表秒针跳动的节奏和心跳的声音交错，有点焦急，我去敲响了旁边的房门。出来的是叶的亲戚，但他们不愿说什么，疲惫而不失警惕——我默默退了出来，重新回到那扇门的对面。我瘫靠在墙上，无端端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

没法子，后方还等着稿子，我站起来又去试着敲这一层其他的房门。终于，叶梦圆的表哥毛诚开门放我进去……（稿见7月8日 《钱江晚报》A2版）

迎接学生们回国，采访前做了点心理学方面的功课

7月14日，江山中学夏令营的26个学生和5个老师回国，我随同省外办、江山市政府工作组去北京迎接。

出发前我做了些心理学方面的功课。因为这些孩子已成惊弓之鸟，我需要知道采访中应注意什么，哪些问题可能刺激他们。

我查了灾难、事故亲历者心理治疗方面的案例，并请教一位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得到的答案有点出人意料——即使让他们回忆事发那一刻，即使让他们讲述当时的紧张和害怕，也不会形成二次伤害，甚至，这还是心理治疗的第一步。

谨慎起见，7月14日，在和学生碰面前，我再次咨询江山方面请来的北京心理专家周虹女士。她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灾难过后，当事人通常会回避内心受到的恐惧和沮丧，表面上好像和往常一样，这就为负面情绪加了个保护壳，使它们无法被释放。心理治疗首先就是要他们将这些负面情绪释放出来。

这下我彻底放心了。不过，考虑到孩子们刚下飞机很疲惫，对于事发时的情况，我还是尽量少提。

我们聊得非常顺利，从英俊的美国侍者说到家里可爱的小妹妹。回到江山后，有孩子主动加了我QQ，有孩子发来短信与我说起近况。（稿见7月14日、15日《钱江晚报》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