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编码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改变作用

摘 要：电报媒介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技术对19世纪的新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电报与通讯社、报纸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对新闻信息生产过程中内容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改变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形成了具有固定流向的信息流，还改变了报纸曾经演进的路径。在这些改变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信息编码的格式化传播。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变革；信息流；格式化传播

诞生于19世纪前期并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商业应用的电报技术，是媒介技术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它对新闻行业的事实呈现、要素提炼、背景信息筛选等环节产生明显的改变作用，有些甚至是结构性的改变。它是媒介史上第一项可以分为“软技术”与“硬技术”两个部分的传播技术，正是它的编码技术为当时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对新闻的传播过程中，除了产生了信息的量的增加，还表现出其它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既定的编码规则硬性约束了信息传递的途径，通过电报网络拍发的信息，其内容、流动方式和呈现面貌都必须符合一定的接受机制，否则便不能传播而失去新闻的价值。

一、信息编码传播的建立

19世纪前期，探讨如何通过电力传导的方式来传递字母信息的试验很多，在技术产出中优选法则的作用下，对字母进行编码以实现传递目的的方案浮出水面。这个时期能够产生实际使用功效的编码体系主要以俄国的希林格码、德国的斯坦海尔码和高斯——韦伯码、美国的摩尔斯码、英国的库克——威斯通码为主要代表。电报网络的发展很迅速，到1865年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已经均架设有电报网络。

越来越发达的网络却使得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电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而存在于各国的自成体系的编码方案，由于需要各不相同的编码和解码，繁琐的重复劳动严重影响了电报信息在网络中的传递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麻烦，1865年遂由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电报联盟颁文，强制在欧洲大陆各国实施统一标准的美国摩尔斯码。拉丁语系的字母统一编码标准被确定下来。

之所以要推行美国的摩尔斯码，是由于它的编码性能要优于当时其它国家存在着的编码方案。例如，当时德国的斯坦海尔码只能传递30种信号，法国拿破仑军队曾经使用的夏普码只能编制196种信号，即使在英国铁路系统中已经全面使用的库克——威斯通码也只能表达32种信号。摩尔斯码在欧洲大陆被统一实施后，凭借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通，于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扩展到英国地域并逐渐在商用领域取代广为使用的库克——威斯通码。中国于1873年由上海《申报》开始使用的特制四码电报来传递的内容，虽是基于《康熙字典》的6800多个高频汉字，但这些高频字的编码前提也是建立在摩尔斯码基础之上的。

统一的编码体系解决了欧洲主要国家在通过电报网络传递信息时的解码障碍。过去虽然能够收到信号，但如果不是眼界开阔的编码人员，对于异国传来的信号所包含的语义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的，而现实中往往缺乏这样的技术工作者。因此，在简便设计的摩尔斯电键配合下，国际电报联盟1865年的这一举措有效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

历史地看，电报技术的问世带有一定偶然性，但电报与新闻资讯的结合却带有必然性。在电报进入商用领域之后，与其接驳的最重要的、数量最为庞大的、并为电报带来丰厚资本收益的信息是新闻类资讯而不是军政部门的使用。19世纪中期，报业（特别是《便士报》）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高速扩张轨道，其所需的大量刊载新闻信息，是当时新闻行业各部门内部所属的记者队伍所不能满足的，只有远距离的异地互通，甚至国际间的互通才能弥补报业扩张中信息量的不足。联接欧洲各国的电报网络以及统一实施的文字编码体系能够提供的增量信息供给，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内容准备和技术准备。如果当时新闻界面临的是类似于封建割据的电报网络，新闻生产行业是无法获得今天新闻史中所描述的那样的地位的。

统一使用的摩尔斯码的表达极限在统计学上能达到拉丁字母语言自然语义的75%。19世纪末编码方式向数字式方式转变，一种新型的电报编码——博多码问世，代替了曾经作为标准使用的摩尔斯码，其结果是电报网络的信息流量进一步翻了一番，传递速度也发生了几何级的变化。编码更迭带来的量与速度变化，促成信息流动方向的日益固定化和清晰化，这些变化强化了编码对信息传播的限定性逻辑关系。

二、编码技术对信息的四种限定性传播

（一）对信息内容的筛选式传播

虽然在电报进入商业应用领域之前，党报和便士报纸的发展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但当时高级报纸的刊登内容以观念、主张的宣传和表达为主，便士报以满足普通市民的文化需求为主。在一些早期报纸（特别是便士报）与电报联姻后，内容风格开始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这股变化起源于英国维多利亚社会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推动的铁路扩张所鼓起的经济泡沫。

铁路投资所带来的巨大赚钱效应，助涨了市场对铁路及相关相应经济数据（如铁路股票价格）的需求，于是以专门收集和传递这些经济数据为活动目的的机构和人员应运而生，规模逐渐扩大并与新闻信息报道接轨。这些人员和机构是第一批利用电报网络传递信息的。另一方面，电报公司从商业利润与编码传递效率两者的最佳结合考虑，只愿意选择能够带来比普通信息更多利润的商业信息和数据（即最初的Intelligence信息，主要为金融资产价格等）来进行编码传递[1]。在市场和新型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当时英国各地报纸，无论规模大小，其刊登的新闻信息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为市场提供资产价格类信息，而这也就成为英国“telegraphic news”称呼的起源。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新闻信息搜集和传递中带有普遍性，不仅英国如此，法国哈瓦斯等通讯社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主要是通过电报网络收集和交换金融资产价格来获得稳定的市场需求。电报技术重点传播商业咨询的特征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改变。

（二）对信息传递通道的垄断把持

电报技术最大的革命意义是取消了在传统传递工具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巨大差距，从而首先取得了对文字传播的“独占权”。“电报的出现，以独立符号的形式，带来了物质运输和讯息传送的分离。[2]”这个“独占权”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公众意识所依赖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并存而成“两个世界”。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摩尔斯码逐渐侵入英国的电报网络，统一编码系统中的源源不断的电报消息成为了美国“能够阅读人群”对宗主国情况了解的最为主要途径。在中期以后进一步的技术扩张中，通过电报编码后的文字所形成的“阅读意义世界”被牢牢控制在国际电报通讯网络的信息流通渠道中。

（三）编码推动了新闻语体发生变化

文字需要经过编码才能进行传播的先行设定条件，改变了新闻信息表达的字、词甚至句子原先的表现形态。陈昌凤教授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电报技术的使用导致不同文化的新闻叙事结构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因为“电传新闻不仅规范了新闻要报道事实，而且逐渐规划了叙事结构，形成了‘电传新闻体’”[3]。19世纪末期以后，上海《申报》新闻报道中曾经用过的早期依托《春秋》记史体式的新闻语言特征逐渐消失，源于大北电报公司对于四码电报的推广应用。

（四）推动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

每个单词高昂的编码价格迫使新闻信息采编人员必须养成精炼的写作风格。直陈式、简短式的表达方式在电报通讯的黄金时期深受普通阅读群体的喜爱，但深究其中原因，他们的阅读兴趣本质上是被电报技术设定的。这种被动的绑定关系，反过来又是源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电报技术特别是编码传递超越时空界限限制而所产生的神秘感和崇拜感造成的，凡是标有电讯字样的通讯稿件，理应被认为既重要，又真实，还应当能够具备一切阅读要素。事实上，电报稿件做到了，至少是被认为做到了。人们对电报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依赖。

三、信息编码传播的研究意义

无论是早期由于其形态比起电报设备的制造技术来讲形态简单、复杂度低，不易引起注意的编码（即使是1865年以后形成的国际统一标准协议，其形态仍然为众所周知的摩尔斯码），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较高复杂度的、带有二进制和三进制式数字（numerary codes）特征的编码，如反射二进制式（如格雷码），循环式（如博多码）等，都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相继产生的四个国际通讯社的坚定追逐对象，四大通讯社以技术的力量直接推动19世纪中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出现的高速流动信息流。1840年法国的哈瓦斯社为整个巴黎地区的报纸提供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信息，1858年法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信息主要由路透社提供才能到达伦敦的金融界。通讯社通过电报技术让信息变成了流动着的数据，报纸则成为了通讯社事实上的消费者，这其实是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具有明确方向的信息流动路径而不是“自由”的信息散动。这是早期城市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呈现的一个特征。

除了上述方面，电报技术还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即推动19世纪媒介变革，促进报纸运动的内部分化。

便士报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电报尚未进入商业应用领域之前可以看作是处于自由发展期，总体特点概括为过去报纸的简约版，各方面的做法，如语言风、内容、版面设计都是模仿传统的报刊。19世纪中期以后，编码统一标准以及昂贵的拍报价格对新闻语体的格式、字数容量都有很强的塑形作用。信息和资讯的采编者为了让这些转化为能在电报网络中流动的数据，会改变写作风格和报道倾向，以适应统一编码系统的“格式化”要求。其极端体现之一是“电报缩略语”的出现和大量使用。电报缩略语源于当时信息采编者出于快速精确表达内容，根据编码需求而创造的一些特定词语。它们在信息传递的高频率使用下渗透进自然语言的使用中，进而对便士报的新闻语体产生改变作用。这样，便士报结束了它的自由发展状态，以编码式语体，较低拍报成本而符合了电报传播的技术门槛，它以快速生产周期（日报、早报、晚报）适应了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特征，在商业竞争中获得了独立竞争优势。因此不是单纯报业自身自然演变的结果，是技术力量推动的媒介新物种。

在当前基于网络编码语言的文化和表达前提下，一些新媒体的研究中容易看到一种倾向：技术总是以一种拥护的态度站在文化面前。这个倾向应如何可能予以避免呢？如果能从信息技术的发端，即电报及编码体系的确立和应用角度参照，对研究新媒体的视角的补充不无裨益。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 Karwatka D. Claude Chappe and the First Telegraph System[J].Tech Directions,2002 (10).

[2] 殷晓蓉.关于电报的传播学意义——一种基于媒介技术与文化内涵的思考[J].新闻大学,2011(1).

[3] 陈昌凤.电传新闻对中美新闻叙事结构的影响——1870～1920年代《申报》与《纽约时报》的叙事结构比较[J].国际新闻界,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