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戈尔巴乔夫新闻公开性改革【2】

张举玺朱立芳

2013年12月17日14:29 来源：新闻爱好者手机看新闻

其次，新闻公开性冲击着僵化体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体制下的腐败得以长期存在。列宁曾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但是自斯大林加强集权统治以后，党内腐败越发严重，僵化的体制加剧了贪腐现象的恶化。党—国精英垄断政治、经济等权力，尽情享受垄断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

新闻报道的深入不断冲击着僵化的体制。报纸公开批评体制内的灰暗状况，比如，1987年5月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停止迫害》，谈论专制的领导方法对发展的危害；媒体对特权阶层的批评也越发激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取消了一些特供餐厅，降低了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补助规格。

不仅是政治体制，新闻业自身体制的僵化也得到改善。媒体自主权不断扩大，新闻报道从内容到文风都更加自由，新闻报道范围不断扩大，新闻业的发展显出勃勃生机。

新闻媒体的公开性改革在打击腐败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功效。一些早就存在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曝光，如官员腐败、黑市交易、贪污腐败、妇女卖淫等。新闻报道不断揭露社会腐败阴暗面，既监督反腐治理，又给反腐提供证据。

再次，新闻公开性有利于促进苏共政治改革。在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所在。政治改革既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改革就是在不变革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和革新，其目的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

新闻自由化的发展对推动政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987年11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会议闭幕词中说：“现阶段舆论工具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应该促进民主化进程，提出与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要像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那样站在前列，帮助解决新任务。报刊材料应更内行、更深刻、更具有分析性。”［9］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得到改革。斯大林式的僵化教条思想长期居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新闻公开性的带动下，新闻媒体不断宣传新思想、介绍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他们的思想极大冲击着固有的意识形态，从前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学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其次，民主化改革进一步发展。苏联报刊大量刊登不同政见的文章，对时政弊病表达不同观点，比如呼吁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呼吁成立新的政治组织以制衡共产党的权力；取消官僚阶层的特权，废除他们的特殊消费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苏联的民主化改革进程。

三、是因为新闻公开性改革还是改革走形？——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探究

自苏联解体以来，围绕苏联解体的话题就从未间断。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之中，公开性改革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新闻公开性改革，这一苏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改革，何以竟直接抑或间接地促使了苏联的解体？这一旨在改良体制、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何以迫使苏联改革落魄走形直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仔细梳理新闻公开性改革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是新闻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闻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新闻公开性的推行措施都是着力于如何加强“公开”，而对于公开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对不足，相关法律措施也不完善。随着新闻法的颁布，苏共彻底丧失了媒体领导权，媒体被不同派别和势力团体把控，他们利用公开性发表煽动言论，最终使新闻公开性发展到无法控制之境地，苏共大厦随之倾塌。大体上，新闻公开性改革走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政策的多变性导致新闻媒体无所适从。由于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并不清晰，在解除了长期的压抑控制后，苏联社会开始热衷于自我揭露，无视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这给以后人们全盘否定苏联体制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本人摇摆不定的改革态度，也导致后来新闻自由化的发展离预期目标越来越远。第二，新闻媒体报道质量低下。一些报刊打着公开性的幌子，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荒唐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造谣、诽谤来吸引读者，新闻自由化逐渐成为他们任意妄为的借口。学者伊萨克·J·塔拉索罗（Isaac J.Tarasulo）认为，苏联新闻报道内容和方法的不足是导致新闻公开性局面混乱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新闻记者只是表达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而鲜少对事件本身进行报道，这使大量级别很低的观点充斥报端。［10］

第三，改革缺乏一套适合的新闻学理论。据留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吴非从该校新闻系教授普罗霍罗夫处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学者们并不赞同戈尔巴乔夫简化马列主义的新闻观，即新闻报道以戏剧化手法呈现，吸引读者不断关注报道内容的刺激性，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和公正性被忽视。［11］政府依然习惯用20世纪50年代的管理办法去解决新闻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四，戈尔巴乔夫本人犹豫而多变的个性导致新闻公开性改革方向的不明确。曾任《真理报》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戈氏的主要缺点是：不坚定，模棱两可。“戈尔巴乔夫想把不可调和的东西——把左派、民主派与右派、保守派——调和起来。”［12］他对不同派别的态度也阴晴不定，让人捉摸不透。戈氏自己的思想也随着改革进程而发生改变。“最初他强调：‘不允许利用公开化反对社会主义’。1988年，他退了一步，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化’。到了后来，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戈氏的‘新思维’把人们引导到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上。”［13］

第五，新闻法的颁布使苏共彻底丧失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权。1990年6月，《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公民创办报刊的权利。新闻法颁布后的短短两个月，苏联境内涌现出700多家新的报刊，其中不乏一些反对党创办的报刊，他们利用媒体发表各种反共言论，攻击谩骂，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加上西方一些新闻媒体对苏联的强大宣传攻势，苏联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政治、经济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

改革带来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掌握在那些善于利用它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新闻公开性改革也是如此，对于善于思考、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来说，它是一笔财富，然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新闻公开性使媒体成为他们反政府、制造社会矛盾的工具，并最终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罪恶道路。

改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过程，“破”与“立”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协调改革中的思想交锋、矛盾冲突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过去，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一味肯定，而应根据改革需求进行扬弃。没有一个成熟的“立”的规范，新闻自由化的发展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改革也最终走入末路。

也许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新闻公开性改革的反省更让人深思，在1995年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充分肯定了公开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总结的教训让人深思——必须掌握好分寸，他认为，“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1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11BXW002）的阶段性成果］

（张举玺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立芳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新闻学硕士生）

参考文献：

［1］［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M］.述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49.

［2］陈之骅.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676～677.

［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

［4］尧凌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8.

［5］［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6］［美］郝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黄煜，裘志康，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8.

［7］张举玺.论“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2（11上）：4.

［8］1987年5月答意共《团结报》问.转引自：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08.

［9］付显明.1987年苏联新闻界活动纪事［J］.国际新闻界.198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