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