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影评众声喧哗 呼唤电影评论的独立精神

电影《私人订制》在上海首映时，导演冯小刚接受采访。　　　 　　人民图片

　　虽然红包批评在文艺评论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虽然电影评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影片宣传营销的手段，但2013年12月《私人订制》上映以来，导演冯小刚与影评人之间的纷争，仍然将电影评论的尴尬再次呈现在公众面前。这种尴尬显然不是电影评论独有的，而是当下整个文艺评论界普遍存在的。这种尴尬也不仅仅是评论界自身的原因造就的，而是有其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本期，我们邀请3位电影评论人和研究者，一起探讨电影评论的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

　　嘉宾：电影评论人 周黎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 星 

　　　　　电影评论人 虞 昕 

　　尴尬身份导致权威下降

　　红包批评是对自身羽翼的伤害

　　记者：按常理，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分歧、有碰撞，都是正常现象。但关于《私人订制》的争议，显然已经突破了这个层面，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的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之间、影评人与创作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周黎明：这件事跟我有关。最初是我写了一篇影评，10分制的前提下我给了它7分，结果遭来很多影评人的围攻。他们认为，我一定是收了影片出品方的好处。

　　影评可以赞，也可以贬，但必须说出道理。道理说得越有据有理，对于创作者和观众就越有价值。影评人和创作者之间，两者是平等的，都有表达的权利，但都不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表达。

　　周星：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是一种共生关系，评论不只是针对创作者，更是针对观众。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创作和评论的相互参照必不可少，遇到创作和评论之间的抵牾也是正常现象，创作者和影评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当下一些电影创作与评论之间的激烈交锋有复杂的背景，显然不是良性状态。

　　虞昕：就时下国内的情况而言，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之间、影评人与创作者之间都缺少真正有效的沟通，基本上是“你评你的，我拍我的”，这无疑反映出了影评和影评人的尴尬地位。从目前的电影生态来看，商业电影以票房定胜负，其它一些电影则可能注重电影奖项，而影评人在这两方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电影创作者也不会把影评人的话放到心里去。

　　当然，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影评人群体本身就鱼龙混杂。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让电影评论变得非常容易传播，电影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又经常成为大众议题，谁都可以说上两句。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影评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都遭遇了挑战，许多影评人对现实的电影创作语境缺乏了解，常常出现隔靴搔痒或者找不准病灶的情况，这也使得电影创作者愈发轻视影评人的意见。

　　记者：在业内，许多人都认为影评与整个电影生产、宣发、营销构成了一个产业链，影评人与电影出品方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会影响评论的公正和评论生态的健康？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该如何保证评论与创作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周黎明：一些出品方以为雇佣几个写手、找一批水军，就可以成就一部影片，而美国学者早已做了非常详尽的调查，证明了影评的褒贬对于影片的票房影响甚微。其实，凡是拿了片商红包所写的文字，其实都不能叫做影评，本质上都是公关软文。当影评人成为电影宣发营销的一部分，他就失去了独立性。

　　除了红包，妨碍影评生态健康的还有江湖帮派气息，即党同伐异的现象——几个人观点相同，便大举讨伐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诚然，影评人的观点无需反映普通观众的观点，但影评人之间也无需达成统一意见。只有一种声音的评论界是可怕的，什么“零差评”、“零好评”都是不真实的，任何影片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周星：评论不应成为创作的附庸或者生产链条上的环节，而应是具有独立文化意义的存在。评论只有脱离利益关系才能保持独立，进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影评人应该用更高更开阔的视角去看待创作的得失，对创作给予指导而成为引领性的评价。可惜，目前的影评似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功能。

　　虞昕：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里，只要你针对某部电影发表了评论，不管好评还是恶评，客观上都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营销增加了一份声音。但总的来说，观众会“用脚投票”，虚假电影评论的鼓吹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新媒体时代影评众声喧哗

　　理论滞后于创作是严重错位

　　记者：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专业电影网站，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影评人，这使电影评论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只有传统媒体的时代。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影评对电影观众和市场的影响？

　　周黎明：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表达观点的平台，精英模式的影评界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影评很庞杂。总体而言，由于网络水军的泛滥而污染了正常的影评空间，传统媒体发表的影评水平依然远高于网络。

　　周星：影评的泛化是新兴媒体发展的必然，我们需要重视网络或者民间的影评人，他们思维敏捷，在年轻观众中有较强的号召力。但影评权威和尊严的下降却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良莠不齐的影评对于创作和观众的引导作用非但不见增长，反而造就了社会文化的庸碌。

　　虞昕：电影市场是一个“口碑为王”的场域，观众的消费行为基本决定于熟人间的口碑，而且电影消费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消费行为，个性差异非常大，很难进行直接的产品质量比对，所以影评人的影响力对于观众和市场微乎其微。不过在新媒体传播大行其道的今天，信息传播态势瞬息万变，有时影评人针对某部影片的争议、批评声音会突然被广泛传播，从而对观众和市场产生影响，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记者：在传统的文艺评论中，文艺理论对评论的指导和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今天的电影评论中，电影理论对电影评论的影响力似乎明显式微。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目前的电影理论发展相对于电影创作生产实践明显滞后，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电影理论和电影评论发展现状？

　　周黎明：电影创作在飞速发展，而理论却严重滞后，连民间影评人都抱着50年前外国的理论，来观照当前中国的创作，这样的错位是很严重的。

　　但是，对创作有影响的评论，肯定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把脉与理解。那是因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生活，谁要是拿着理论书来搞创作，那是把“理论指导创作”理解得太狭窄了。理论和评论跟创作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它必须像心理医生那样看透创作者的内心，另一方面它需要超脱一点，站得更高一点，这样才能看清作品的主要脉络和得失。

　　周星：当前理论对于电影评论的支撑作用有限似乎是个事实，但其中也有理论自身的稳定性被忽视的原因。实际上，在当前的电影创作和评论中，电影理论的适应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的确有不少理论家的阐释不着边际，无助于电影创作和评论提升水平。理论如何跟上实践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寻求评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

　　为影评创作更包容的生存空间

　　记者：中国的电影评论要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进而推动电影创作生产实践，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周黎明：第一，取缔红包，让“伪影评人”早日进入正式的宣发队伍；第二，媒体发表影评应注重不同观点的平衡，不要人为制造一边倒的表象；第三，寻求跟创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既不是粉丝式的巴结姿态，也不是教师爷式的居高临下；第四，创作者和评论者互相尊重对方的独立性。

　　周星：今天的电影评论必须注意：第一，电影已经成为老百姓主要的文化消费品，影评对影片的市场回报和文化精神含量的关注不可或缺；第二，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和影响已经非单一媒介可以承载，注意大众评论的习性、关注网络评论的特点是电影评论不可忽略的方面；第三，加强电影评论的文化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准是绝对必要的，越是众说纷纭越要有客观而具有理论素养的评论，越是肆意评价众多越要凸显专业水准的权威。

　　回到根本，评论言之成理的核心是尊重作品、细读作品，太多的宏论套用的放肆评论既令人生厌、也贬低了评论的严肃性。电影评论需要尊重创作的艰辛而给予善意的分析批评，出发点不在于哗众取宠，而是审美分析。电影评论需要自身的素养作支撑，又要顾及时代的变化，坚守审美原则和传播规律，让评论与时俱进。坚持评论的真切性和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与不以己见为原则的态度，是评论的前提。

　　虞昕：主要应创造一个良好的传媒环境，打破学院体制、精英话语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藩篱，把高校和各级电影评论学会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吸引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到影评队伍中来，提高影评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同时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让电影评论的生存空间更宽松、更包容。

　　《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09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