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2】

“留校办报纸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

1978年春季（注：77级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芮必峰如愿进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就读，他说，“上了大学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志向，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我在班上算不上刻苦的，我们寝室其他同学天天到图书馆占座位学习，我因为在下乡时养成了抽烟的坏习惯，所以就在寝室里看书。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入学时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翻译英文小说了，这四年里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午觉，就是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同学们相比，我是非常惭愧的。”尽管如此，芮必峰的才气在那个年代已经崭露头角，1981年他就在安徽省知名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了《也谈〈女神〉与“泛神论”》一文，初出茅庐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时见不同的文学评论观点。

“我大学论文做的就是郭沫若研究，《郭沫若文集》我从头到尾翻读了几遍，郭沫若的很多诗我都能背诵，他的历史剧和散文我也读了很多”，芮必峰说道，“我一直都非常感谢大学的现当代文学老师刘元树教授，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他指导的，也是他帮我把文章推荐给《江淮论坛》的。”让芮必峰念念不忘的这位刘元树老师正是当年川西军阀刘文辉之子、大地主刘文彩的亲侄，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他从安徽师大辗转调往安徽大学，并且和芮必峰成为忘年交。“我们毕业的时候，刘老师建议我留校搞现代汉语，因为当时中文系最缺现代汉语老师，但是我拒绝了。”激情澎湃的郭沫若研究让芮必峰对看似平淡的现代汉语毫无兴趣，他最终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负责校报出版。“这就是我接触新闻的起步。”芮必峰不忘强调。

1982年，从校报工作开始，芮必峰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最初的新闻工作之路。“我们校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一个星期只出一期，但是从组稿、改稿、划版、排版、校对直到最后的发放稿费，我全都干过。正是这一年让我对‘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有了了解”，芮必峰笑道，“尽管当初还没有‘新闻生产’这个概念，但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熟悉这些的。”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安徽大学在新中国新闻教育逐渐复苏的大环境下也悄然开始了重整河山的大计。1980年，经安徽省教委（现教育厅）批准，早在1958年重建时就计划开设新闻系的安徽大学，在历经政治动荡的止滞之后被获准重新开办新闻专业，并于1984年经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批准正式招收本科生。就在这百业待兴求贤若渴之际，芮必峰的人生轨迹再次被改变了。

“当时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徐文玉老师，专门找到学校行政楼三楼的党委宣传部，就在办公室里直接跟我谈，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帮他一起办新闻专业。我犹豫再三：一方面，‘新闻无学’的思想已经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既然留在高校就要‘搞教学不搞行政’的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了。”芮必峰说，“当时学校宣传部部长是不同意我走的，但是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你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如果我是你的孩子，在这个关键的选择当口上，你是会把我留在这里，还是会放我走？’他大概被我这句话打动了，结果放我走了。”

然而，离开了宣传部，面对接下来的事业，芮必峰却用了“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八个字来形容。“1983年，我们那里基本上还没有专业教师，当时从安徽青年报调过来一位老师，叫王中义，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也是第一任的新闻专业主任，后来又陆续调来了两位教师。我刚到新闻专业就被派出去进修了，1983年到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班学习，1985年到198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学习。”

谈及最早接触新闻学的感受，爽直的芮必峰连吐苦水，“那时的新闻学根本谈不上知识体系，我在人大进修时托朋友去北大图书馆借了几本书，还都是新闻业界人士写的那种文集。甘惜分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拿的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给我们布置的课外参考书都是《马克思传》《联共党史》《列宁传》等等。‘新闻无学’这个观点我一直坚持着，直到1986年从复旦进修回来以后才慢慢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