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

1977年的冬天，插队在马鞍山郊区红旗公社蔡村大队的知识青年芮必峰正在挖塘泥时，收到来自安徽大学中文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提及那一刻的心情，他用“欣喜若狂”四个字来形容。这样的情景，时至今日依旧是上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热度犹存的集体记忆。作为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芮必峰的命运和所有经历过这段人生转折的人一样，从此发生了改变。然而，又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在那个充斥着诸多“不得已”以及“被安排”的年代中，芮必峰的人生轨迹却始终被一种自己把握命运的力量牵引着：桀骜不驯，逆流而上，服从却又不屈从。

可以想象，假如没有下放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备战高考；假如没有留校时坚持己见，选择进入校党委宣传部自此由中文与新闻结缘；假如没有其后果断告别行政岗位，以教师身份投入安徽大学新闻系的筹建；假如没有一以贯之独具一格的行事风格与学术性情；假如没有博览群书另辟蹊径的学术志向与研究旨趣，他或许就不是今天的芮必峰。但是，眼前这位嬉笑怒骂的皖籍学者就这样行云流水地将自己的成长心路坦诚铺展，他的人生故事中所流露出来的主体性意识，与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关注的主体性问题一样，果决鲜明，深邃犀利。

独立的学术思想往往离不开独特的学术个性，“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这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开始。当面对关于学术人生的终极追问时，芮必峰不假思索：“我不喜欢做人云亦云的研究，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基层干部，部队转业后在工厂做书记，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家里一共兄弟姐妹三人，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从小父亲对我要求就很严格，比如我每天都要练字，没写完就得挨揍。”芮必峰开门见山，笑着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另外，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所以小时候，弟弟妹妹的吃饭和学习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做主，甚至从很小起我的被子都是自己洗，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芮必峰在历练中养成的独立与主见，自小可见一斑。他继续聊道，“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喜欢抄写一些诗歌、文章，那些笔记本在家里都是公开的，我们可以随便翻看，所以我从小也养成了抄写各种东西的习惯，直到现在我这样的笔记本还有很多。后来教书时我总会随口引用一些东西，学生们说我记忆力好，实际上不是记忆力好，是因为小时候记下来的东西总是忘不掉。所以，凭着小聪明，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班上没有落下过前三名。”说到这儿，芮必峰不无得意。

“可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遇到了波折，大家普遍都不学习了，我也一样。”芮必峰感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得益于我父亲的严厉管教，我这个性格如果不是他的严厉管教，现在是什么样都很难说。”他笑道，“我父亲其实从来也没有说过对我有什么期待，就是要我好好读书。我小学念了六年半，初中念了三年，高中念了两年，直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下放了。”

谈起下放这段经历，芮必峰饶有兴致，“实际上，下乡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就在马鞍山郊区，当时叫红旗公社、蔡村大队、杨桥生产三队。我们生产队的情况还不错，只是知青和社员是同工不同酬，男知青七分工，女知青五分工。虽然刚下去的知青确实干不过社员，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公平。我原来是理科成绩不错的学生，后来为什么慢慢转向文学了呢，就跟这段经历有些关系”。芮必峰解释道，“下放时，我们虽然干农活同工不同酬，但是如果我给大队写的稿子能在广播站播发，生产队就给我记十分全工。那都是贫下中农干不了的活儿。”芮必峰笑称。“我最得意的就是不仅公社经常播我写的广播稿，郊区广播站也播过我的稿子，郊区是当时农村最高的行政直管单位，当时那真是轰动。”就这样，年底分红时，芮必峰用辛苦赚来的工分换到了700多元钱，而除了这笔巨款之外，能说会写的芮必峰很快就当上了当地的小学教师。

“1976年，我在蔡村大队杨桥村小学教书。当时我们是一个人承包一个班，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全教。恢复高考的消息传下来以后，我们村上的20多个知青，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都请假回去复习了，有的提前两个多月，有的提前一个多月。我因为做小学老师，走不了，生产队也不让我走，结果一直坚持到临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芮必峰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自己期望值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小学到高中，平均水平在那里，因此我特别想回去复习。看到别人都回家了，心里面更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星期时，我毅然决然，不辞而别就走了。”正是这个大胆的不辞而别，给芮必峰惹下了意料之中的麻烦。“高考结束后当晚我就赶回了生产队，希望能把这个印象给慢慢扭转过来。可回去之后就立马被告知，教师不给当了，还给我派了最脏最重的活儿——挖塘泥”，芮必峰苦笑道，“我们马鞍山有个老火车站，火车站旁边有个池塘，多个公厕通到这个池塘。冬天水枯的时候，我们就下去把塘泥挖出来用拖拉机运回去肥田。奇臭无比。我就干了几个月这个活儿。”

关于参加高考的这段经历，芮必峰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父亲对自己的鼓励，“我的高考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当时压力很大，我考前给自己弄了一张表安排这一个礼拜的复习时间。可是第一门数学就把我考蒙了，一道微积分的题目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本来打算放弃不考了，可父亲对我说，‘你干个事情要有始有终。不管干得好干得坏，都得干下去。’就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后面语文、史地、政治也就越考越顺手了。”芮必峰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在挖塘泥的地方收到的。当时我穿着父亲抗美援朝时留下来的一件破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脚上是一双大胶鞋。有人给我送来了通知书，我打开一看，是安徽大学！当时真是欣喜若狂，把锹一甩，走了，我不干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经历。”说到这里，芮必峰爽朗大笑。

77级大学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与时代拐点。芮必峰在30多年后不禁感慨，“就是结构体制决定了你，运作机制决定了你，没有什么选择”。回首往昔，这喟叹中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命运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