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3】

“两个原因促使我重回复旦读博士”

一提及复旦，芮必峰的情感溢于言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跟复旦的联系就比较紧密，这里的批判意识和学术气氛很浓，跟我的研究取向也很接近。”而在几十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有两段经历和一个人尤其令芮必峰满怀感念，这两段经历分别是1985年至1986年在复旦大学的进修学习以及2006年至2009年在复旦大学的读博生涯；而那个人，就是与芮必峰亦师亦友的李良荣教授。

“我最早跟李良荣老师打交道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在复旦进修，李良荣还是个讲师，戴着副眼镜，一头的浓发，非常潇洒”，芮必峰谈笑风生地回忆起这位与他情谊甚笃的师友，仿佛其人就在眼前。“我第一次跟李老师谈话就是批他那本《新闻学概论》，我跟他说这本书的逻辑框架哪些地方有问题”，芮必峰笑道，“我是带有挑衅性的，结果李良荣有时跟我解释，有时就笑一笑。我以为自己会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结果我们却越走越近了。”芮必峰提到的这本书就是由李良荣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当年这本书被作为国家教委指定教材在五年内再版了十余次，而芮必峰也因此与李良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光荏苒，2006年的秋天，曾经执拗地坚持“新闻无学”的芮必峰在30年后再次回到复旦大学并正式师从李良荣攻读博士学位。而此时的他，不仅年近半百，并且身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一职。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中抽身而出全心读博，他坦言，这样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行政，感觉自己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所以特别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既然从事新闻学研究，就要把学位拿到头，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这两个原因，此外无他。”

事实上，在芮必峰云淡风轻的描述中，真要做到身居要职却甘守寂寞也绝非易事，个中甘苦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我就住在复旦大学北区学生宿舍，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那里。我的博士论文写到6万字的时候推倒重来，当时心里急得要命，但最后我还是比其他人都要早交一些。为了完成毕业论文，2009年我大年初六就赶回了复旦，当时北区清静得只剩下猫了”，回忆起那段清苦的日子，芮必峰无怨无悔。“如果说1986年在复旦进修时，我完成的只是从中文到新闻的转折，读书也像只没头苍蝇一样，那么2006年再次回到复旦以后，我读书就开始变得有计划了，一些之前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像帕森斯、莫顿、斯宾格勒等这些，我都是带着问题有系统地去阅读了。”

从1987年接任安徽大学新闻专业主任，到1998年担任新闻系系主任，再到2003年出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一任院长，直至2013年主动向学校请辞院长一职转任学院党委书记，芮必峰对安徽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建设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却是满腔的书生情怀。“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做院长这个工作，是相当程度上的牺牲，尽管在学术资源的调配权力方面可以让我去实现一些专业理念或者个人价值，但是也占用了我大量的科研时间。我现在的成果相对而言并不算多，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行政工作中牺牲了。”芮必峰不无遗憾。

正因为如此，当年复旦读博的三年时光令芮必峰倍加珍惜。2009年，他在那篇最终完成于复旦北区研究生公寓7号楼402室的博士论文后记中这样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拿出的文字留下了多少遗憾，写作中的酸甜苦辣想来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有深切体会，那是一种值得珍藏并细细品尝的滋味。对于我来说，这种品尝除了能加强对学问的尊敬，还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进而促进对别人的理解。”可以看出，写下这段话的芮必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笃定“新闻无学”的狂傲青年，而在他静水深流的文字中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飞速发展也在斗转星移中倏忽翻阅，甚至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时代映衬了个体，还是个体成就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