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4】

“我是国内最早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人”

从1983年开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至今，30多年来，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及成果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生产等几大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芮必峰还是国内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人。

“1989年之前，我基本上都是处于摸索阶段，厘清一些核心概念，梳理一些理论脉络，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很少。1989年‘六?四’风波带给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差点准备改行了，直到有一次我们在兰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李良荣领着我去拜访甘惜分先生，那次拜访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芮必峰回忆道，“当时甘老师兴致勃勃地给我谈了他的‘多声一向论’，并且告诉我他专门给胡乔木写了封信，提出能否在中国一两个大城市中办一张不代表任何党派，允许发表不同声音但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报纸，可是胡乔木告诉他现在还不行。我清楚地记得，甘先生操着他的四川话说，‘你们看，这么点的一道门缝他们也不让钻’。我在甘老的惊人转变中看到了他反思地力量，于是回来以后我也增加了动力，开始有意识的接触社会学，并且注意到了芝加哥学派，后来对传统传播学流派的奠基学说提出了质疑。”

的确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1995）、《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1995）、《西方“媒介哲学”评介》（1996）、《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1997）、《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试论弗洛姆的传播思想》（2003）、《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 ·戈夫曼的传播思想》（2004）、《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2006）、《传播学的视野——读E.M.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2006）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从米德、库利、托马斯到弗洛姆、戈夫曼、齐美尔，从符号互动论、社会互动论到拟剧理论、情境定义，再到社会几何学、形式社会学，芮必峰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人际传播的内涵入手，开始了一条不同于经验学派的传播学治学之路。

“施拉姆自从1982年向中国介绍了他认为的传播学四位奠基者之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有欠公允的。我认为米德和库利的研究相比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更贴近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本身，我们对于传播学的思想应该重新认识。”正因如此，芮必峰说道，“我从1994年前后就开始陆续发表文章阐述我的观点，在国内关注芝加哥学派的，我应该是最早的一个。”

除了对芝加哥学派情有独钟之外，芮必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新闻理论的基础核心课题。“我后面做的都是些非常基础的理论研究，主体间性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就是想把新闻学研究引向一个更具理论深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比如我1994年发表的《试论新闻传播接受者的主体性》，我和陆晔去采访宁树藩老师，整理出来的《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1997），还有在那之后写的一篇1.8万字的《新闻本体论纲》（1998），包括2004年发表在《新闻大学》上的《新闻与新闻报道》，这些都是我非常愿意做的基础性研究。”

进入新世纪，芮必峰的研究兴趣又从早期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转向了视野更为开阔的新闻生产、媒介权力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等领域，这其中既有着他个人学术旨趣的转变，也与他求学复旦的经历有关。009年博士毕业以后，芮必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包括《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2010）、《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命题作文”为例》（2011）、《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再论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1）、《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2012）等等，这些文章基于跨学科的宏观视野对媒介权力及新闻生产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也显示了芮必峰学术研究功力的再一次升华。

2013年，芮必峰从院长职位上卸任，他说，“现在的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些什么，无功利地读书，无功利地写文章，这本身就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