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问世70载 影视戏曲共融演绎国恨家仇

一九八五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

曲剧《四世同堂》

二○○七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

二○一一年版话剧《四世同堂》

　　今夏，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话剧《四世同堂》在北京首都剧场展演。“当大幕徐徐拉开，旧时老北京胡同的场景突如其来。昏暗的背景前，说书人慢慢走到舞台中央，一束灯光追随，原来是演员寇振海，他用极富魅力的嗓音、表情、语言，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戏就从这儿开始。 ”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分享着自己的观剧感受。很多观众也纷纷表示，这部作品让大家在缅怀原小说作者老舍先生的同时，通过舞台艺术再度感触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

　　老舍先生于1944年1月10日在当时的《扫荡报》上开始连载《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单行本1946年1月由上海良友公司初版，用的是《四世同堂》的名字。至今这部书已经诞生整整70年了。70年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曾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曲剧，以多种方式数度热播、热演，吸引着人们观看与思考。老一辈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演唱的1985年电视剧版《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也一度风靡整个社会。

　　呕心沥血，著不朽佳作

　　小说《四世同堂》曾被文学界评为 “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老舍也自评其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最好最满意的作品”，但“这部书破百万字，著作过程相当不易”。老舍之子、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告诉笔者，“小说的主旨、人物、故事等是由老舍想象创作的，但作品丰富、真实的细节很多是由老舍夫人胡絜青‘间接’提供的。”1943年秋，胡絜青无奈逃离北平，结束了沦陷区6年的艰难生活，到重庆郊区北碚与老舍团聚。在重庆的北方亲友不时前来看望、询问，“母亲时常根据亲身经历向亲友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犯下的罪行。”舒乙说，当时他们住的是狭小的“斗室”，所以老舍也“不可避免”地听着胡絜青对朋友的诉说。1944年，老舍为专心写作《四世同堂》，还特地发布告示称自己不再接受其它约稿，“并计划写一百章，每章一万字。当时的长篇小说其实并不长，《骆驼祥子》也就15万字左右，因此《四世同堂》在当时颇有突破性。”

　　“父亲对作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详细的准备。”舒乙说，当时9岁的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故事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清晰地画成地图，“每号院及每个屋子的住户都有明确的安排，还列出一份详细的人物表，每一户的具体人员和彼此间的关系都非常详尽。”有了工具性备忘录后，《四世同堂》的创作便开始了。但当时45岁的老舍身体状况欠佳，“多病、贫血、头晕等症状困扰着他，再加上当时家庭负担重，物价不断飙涨，以及皖南事变后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老舍先生的写作并不容易。”另外，当时的四川只有本地的土纸，老舍只能用毛笔写作，但他挣扎着坚持每天写，“第一年写出34万字，第二年33万字。”舒乙说，“因为不急于赶速度，老舍先生字斟句酌，终于用自己的心血打造出优秀、宏大的抗日纪念品。”

　　国家话剧院2011年版《四世同堂》的导演田沁鑫说，很多剧作家和制片人之所以将目光放到这部著作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性与不朽性，“文本内容的多样、人物内涵的丰富、主旨思想的深刻，都吸引着不同领域人士的关注”。

　　多元传承，常演不衰

　　曾有学者统计，根据老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共有17部（电视剧9部），这其中，《四世同堂》的舞台呈现方式，既有1985年林汝为导演的28集同名电视剧，也有2007年王俊导演的36集电视剧，还有鲍黔明、张绍荣和王

　　翼三人分别导演的北京曲剧《四世同堂》等，田沁鑫导演也在2010年将该作品搬上了话剧舞台。田沁鑫导演说，把3卷本的《四世同堂》改编成话剧确实不易，“就像是在人家丰收的果园里摘果子，必须懂取舍、重挑选，才能把最好的呈现出来”。这部话剧于2010年10月底在台湾中山纪念馆首演，4年以来演至台北、北京、香港、澳门等38座城市，演出总票房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今年年初，北京市曲剧团在北京、保定、重庆巡演了第三次复排的该剧，京腔京韵传递京味，也很受欢迎。

　　不过，相对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的《我这一辈子》《方珍珠》《龙须沟》等其他老舍作品，《四世同堂》的多元传承并不是那么顺利。“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文学评价尺度和欣赏尺度，使得《四世同堂》在出版和传承上受到影响。”舒乙称，周扬曾要求老舍先生修改这部作品内容，以便适时出版，但老舍只对个别字词和标点进行了简单修改，所以《四世同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大范围传播，直到改革开放后，文艺指导思想改变，尤其是1985年《四世同堂》同名电视剧的首登荧屏，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四世同堂》的存在。此后，观众们才得以看到《四世同堂》多种形式的上演。

　　“很多观众对该剧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首都剧场的展演已是第12度在京演出，现场仍然座无虚席。”田沁鑫说，《四世同堂》写于抗战时期，但其经典性、深厚性以及巧妙的改编使得该剧常演常新，“虽是旧时的故事，但是幽默又不失现代的语言风格，消除了跟现代观众的时代‘时差’，又让传统的根脉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深入人心。”田沁鑫说。

　　影视戏曲共融中不忘当代意义

　　“在话剧的改编过程中，我时常思考如何让观众们重新呼吸当年北平的空气，如何通过观看表演了解民族的痛史和民族的文化之根。”田沁鑫说，“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尽京味百态，“我们在改编时既要兼顾原著的文学性和话剧、曲艺等的特有表现形式，又要尽力融入新技术手段，在封闭式的舞台上呈现出当代的意义，让观众看到一台既熟悉、又新鲜的大戏。”她表示，《四世同堂》是一部由头到尾描写抗战的巨著，深度解读了北平77年前的荣辱沉浮，在当代的改编中“也不忘探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因素，挖掘国人思维模式背后的文化立场，引导观众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

　　舒乙也告诉笔者，《四世同堂》的舞台形式很丰富，其当代意义“不言而喻”。作品中大量的细节均控诉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罪行，甚至在当时就被日本进步人士评为“日本反战的人生教科书”。小羊圈胡同是当时中国的缩影。“老舍先生在作品中表现了民族觉醒的全过程，并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物，较早显示出文化决定一个民族前进或落后的关键作用。在当代再次品读或者观看这些舞台艺术形式，我们能深刻体会到先进文化才是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可轻视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