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歌曲》的审美形态分析

摘要：从1984年第一届《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初现荧屏，时至今日，大型音乐类选秀电视节目已历经数次转折，进入全盛时期。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唯有新鲜的形式包装、高品质的内容呈现、成熟的营销推广才能助力音乐类选秀电视节目突出重围，成为行业翘楚。本文以《中国好歌曲》为例，分析其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指出其创新、兼容、开放的审美价值取向，以期对音乐类选秀节目的高速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国好歌曲；音乐类选秀节目；审美形态

2014年1月，由灿星公司制作包装的《中国好歌曲》在央视三套登陆电视荧屏。这档与《中国好声音》同款异质的音乐类选秀节目起初并未获得太多的关注。直到第二期播出时，它以1.91%的收视率打败了湖南卫视群星云集的同类节目《我是歌手》，并遥遥领先于同期播出的《天天向上》《最强大脑》等热门节目。这时，公众和媒体的目光才开始惊异地聚焦于这款号称打造“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大型原创音乐秀”的节目上。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盲选、组队、PK之后，从《中国好歌曲》中流出的新人新曲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如霍尊《卷珠帘》、赵照《当我老了》等。2015年，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继续保持强力势头，更多高质量的好歌金曲随节目的播出而流行，并成为多个大型音乐网站的点播金曲。由这档节目打造出的三首优秀作品《当你老了》《卷珠帘》《从前慢》一举成为2015年春晚的力推之作。这标志着《中国好歌曲》节目获得了市场与官方主流价值的双重肯定。

在当前音乐类选秀节目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一批同质化严重、制作粗糙、内容苍白的节目逐渐成为市场泡沫，最终被淘汰；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行业翘楚凭借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新鲜的赛制规则与精细的包装推广实现了市场与口碑的双赢。《中国好歌曲》作为后起之秀能够异军突起，其成功的示范意义引人思考。它将音乐类选秀节目更多地带回音乐本身，其审美形态的多元化、审美价值的高质化是节目的活力源泉。

一、审美创造对审美饱和的突破

综艺类电视节目具有三大核心功能：娱乐、审美、教化。由于音乐类选秀选秀节目必须以音乐为传播主体，因此，其三大功能必然出现主次分化。这类节目必须首先通过音乐载体使观众获得审美感受，由此达到教化目的，同时，它的娱乐功能也必须与音乐相关，这是它区别于一般综艺类电视节目的明显特征。由于音乐审美的核心作用，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风格、营造什么样的审美氛围成为音乐类选秀节目成功的关键之一。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好声音》还是《我是歌手》均下足了力气。《中国好声音》邀请经验丰富的音乐制作人刘卓担任艺术总监，由业界一流乐手组建成现场乐队，并对歌手所选曲目均进行精心编配。《我是歌手》对音乐质量的追求更加有高度，其现场伴奏由一个或多个乐队重组而成，常常涵盖流行乐、摇滚乐、交响乐等多重音乐属性，除节目组选配的顶级乐手之外，参赛的知名歌手还常常自带配乐班底，因此《我是歌手》呈现在舞台上的音乐较之《中国好声音》更加恢宏大气、丰富绚烂。这种演唱会级别的编排与配乐在一档音乐类选秀节目中出现，实属罕见。然而，再华丽的配乐、再花哨的改编都必须建立在原曲的基础上，这两档节目所选的曲目均是已公开发行的歌曲，观众在耳熟能详之后，不免进入了审美饱和。

所谓审美饱和是指在围绕单一审美对象进行多次审美活动后，审美主体的情感机制逐渐进入闭合状态，是审美主体应激性的疲劳反应。在音乐审美活动中，一首歌曲、一种音乐风格重复收听的次数越多，其审美饱和度出现的几率越大。突破审美饱和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审美对象的创新式发展。《中国好歌曲》具备了《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两档优秀节目所没有的天然优势。《中国好歌曲》以打造中国最大的原创作品展示平台为目标，大力扶持新人新曲的成长。从2014年第一季至今，累计在《中国好歌曲》中出现的创作人有103位，新曲目则达到了154首。这些歌曲既涵盖了观众熟悉的流行乐（POP MUSIC）、Rhythm & Blues(节奏布鲁斯)、说唱（Rap），也包括不常出现在公众审美领域的爵士乐(Jazz)、摇滚(Rock)、独立民谣（India Folk）、灵乐(Soul Music)等。这些元素丰富、新鲜异质的音乐无疑给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审美盛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只有音乐才能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①这段对于音乐审美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在《中国好歌曲》的审美实践中获得了深刻见证。只有富于创造性的音乐才能叫醒观众已然深度疲劳的耳朵，也正因为观众自愿并热情地参与这一审美实践，审美客体即音乐本身才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二、主流审美与个性审美的兼容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流行乐坛的音乐风格逐渐由“情感化”替代“政治化”。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柔婉气声和颤音进入中国大众的听觉系统，深受大众喜爱，风靡一时。这代表着人们对激越、高昂的政治乐音的逃离。同期出现的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风、以罗大佑为代表的民谣风也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反叛意图。进入90年代，在商品化大潮的全面席卷之下，音乐制品同样也成为流水线上被大量复制的文化产品之一，同质化、世俗化不可避免地成为音乐审美的主流。以香港“四大天王”、台湾“四小天王”为代表的流行歌手品牌被不断树立，然而，品牌的多样性没能掩饰音乐风格的单一性与中庸化。大量旋律简单、调式平和、情感起伏不大的作品充斥着音乐市场，音乐界主流审美背后的政治弥合功能取代了短暂的政治叛逆，以娱乐化的表象消解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沟壑。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所言：“娱乐带来的快感，可以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政治上获得平等感，最终，这种平等感会令人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不同的生活。”②

这种主流审美意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唱片黄金期席卷了听众视野。在唱片界进入疲软期之后，21世纪的近十年里，大部分音乐类选秀节目充当了主流审美意图的大力推进者，即使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这样的高投入、大格局的成功音乐综艺节目中，由音乐本身直接表达的个性诉求、反叛冲动、思索光芒也少之又少，仅成为主流审美的另类装饰品。如《我是歌手》第三季中，中国摇滚界的代表人物崔健与参赛歌手谭维维共同演绎了《鱼鸟之恋》，两极化的评论证明了摇滚乐在公众审美中的边缘地位。而本季最后的冠军颁给韩红，也充分说明了节目组向主流审美靠拢的强烈意向。然而，在《中国好歌曲》里，整体审美倾向均透露出力图打破主流审美霸图的信息。从节目组邀请的歌手看，大批活跃在各大摇滚、民谣音乐节的歌手被请上电视荧屏。这些长期绝缘于公众媒体的创作歌手，实际上早就是个性音乐领域的行家。不管是第二季的杭盖乐队、马条、赵牧阳还是第一季的莫西子诗、赵照，他们的作品均脱离了浅表的抒情和无力的喟叹。如杭盖乐队的作品《杭盖》与《轮回》体现了超越个体经验的生命哲学思考，又如赵牧阳的作品《侠客行》用悲怆激越的鼓点表达了西北文化与人生体验的相互碰撞与交融。此外，对于更年轻的个性创作人，这档节目给予了更多的扶持与鼓励。如刘欢团队的裸儿、蔡健雅团队的苏运莹均在节目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及未来发展的助力。

三、民族元素与外来文化的融汇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全面碰撞起始于二十世纪之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下，文化领域的众多产品都开始遭遇全面革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者一直在试图摸索出一条融合共生的道路。从二十世纪之初至今，虽然我们明显看到传统戏曲、传统民族器乐的中心地位已不复存在，但是一批又一批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音乐作品仍给予了我们走向世界的信心。这其中既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第一代中国现代音乐家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也包括1959由何占豪、陈纲创作的“西体中用”③典范作品《梁祝》。进入新世纪以来，即使中国流行乐坛已充斥了黑人街头艺术Hip-hop等西方曲目，但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实践仍在音乐界深度持续。例如王力宏、周杰伦等人在Hip-hop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戏曲元素，并使歌词向古诗意境靠拢，形成新的“中国风”。这种创作形式在流行乐坛掀起热潮，表明中国音乐创作人及大众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民族元素与外来文化的融汇。

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对于民族元素与外来文化的融汇一直报以全力支持的态度。从第一季冠军霍尊到第二季冠军杭盖乐队，其作品都有明显的文化交融倾向。如霍尊的作品《卷珠帘》采取的就是新“中国风”的创作路线。与王力宏、周杰伦等人不同，霍尊的编曲并非基于黑人音乐文化，而是来自于北欧的凯尔特民谣。这种流行于爱尔兰、苏格兰地区的古老旋律是当代音乐的重要灵感源泉。保罗西蒙闻名遐迩的《斯卡布罗集市》，其调式就来自凯尔特民谣《精灵骑士》。霍尊在创作谈中也并不讳言：“在看一部北欧情怀动画片时获得灵感”。在悠远绵长的北欧曲调之上，霍尊进行了一系列中国古风的拼接；在歌词编纂上，词作者采用了宋代词牌名《卷珠帘》。即使歌词经过现代汉语的重新编排，这首原表达女子闺阁幽怨的古词仍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古典意境，其词汇意象的选择——如明月、红妆、墨色等，与整体意境的古典美也十分相契。在最后一轮演唱当中，导师刘欢在配乐上加强了萧、琵琶等民族器乐的参与，整首歌曲的中国元素进一步丰富起来。第二季冠军杭盖乐队所创作的音乐是更广义的文化融合范例。杭盖乐队的主要音乐源泉来自于蒙古长调，这种高亢悠远、以音胜词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是大部分杭盖作品的基调。在配乐方面，主音马头琴展现出草原苍凉辽阔的画面，乐队主唱巴图巴根的发音方式也非常独特，在蒙古音乐中称为呼麦。以上民族元素在与现代摇滚乐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朋克、重金属等西方摇滚元素的加入使蒙古长调更具有现场感以及激荡人心的力量。

四、结语

《中国好歌曲》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为其创造了市场与口碑的双赢，部分优秀歌曲的传唱度与影响力不亚于《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快乐男生》等以造星为目的的著名音乐选秀节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好歌曲》所透露出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流行乐坛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即主流与个性的兼容、民族与世界的融合。唯有创作力旺盛的乐坛才能保持传播的热度，《中国好歌曲》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为中国流行乐坛的创作人提供了才艺展示的平台和在乐坛发展的重要助力。

注释：

①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③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J].中国音乐学,2001(1).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文传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