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剧《民兵葛二蛋》的当代义利价值观倡导

摘要：在当今大众传媒时代，影视剧不应忽视对当代价值观的倡导。抗战剧《民兵葛二蛋》对义利冲突的形象化表达，不仅赋予战争义利观诠释，还表现了对生存、权力和爱情等问题的义利观思考。《民兵葛二蛋》为当前影视剧做好当代社会价值观倡导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抗战剧；价值观；民兵葛二蛋

过度依赖娱乐化手段吸引受众，而忽视对受众的当代社会价值观宣传，是当前许多影视剧存在的问题。电视剧作为当今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应当通过创造和传播自身的艺术价值，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引领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的责任”①。当前，抗战剧也不能仅停留在娱乐化层面上，而要注意剧作的社会教化功能。

电视剧《民兵葛二蛋》以义利观视野下的“另类”抗战叙事，完全颠覆了受众以往对抗战剧的印象。该剧主要表现了曾经的患难兄弟葛二蛋和麦子在抗战期间因不同的义利观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侠肝义胆的葛二蛋，从一个邋遢、浑不讲理、喜欢赌博的农村二流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英雄；而自私自利的麦子却沦为令人唾弃的汉奸。《民兵葛二蛋》不但从义利叙事的角度对战争予以新的诠释，而且对生存、权力和爱情等问题从义利叙事的角度给予阐释。剧作既表现了对传统优秀义利观的维护，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倡导。该剧对义利观的形象化表达，为影视剧如何做好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倡导提供了范例。

一、战争的义利价值观宣传

当前抗战影视剧大多注重表现抗战军民的爱国主义行为，一般仅停留在展示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精神层面上，而往往忽视从义利观的角度展示抗战剧的宣传教化功能。事实上，战争行为本身往往包含着义与利的冲突。“英雄主义的倾向便是一种善的、正义的生命创造力，智慧，勇敢，坚毅以及爱人类爱民族的使命和行动的总和。”②《民兵葛二蛋》是一部表现战争英雄主义的作品，战争年代不同义利观的冲突，是该剧的叙事重点。

义利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传统义利观念中，“义”一般指符合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还指公共利益；“利”一般指个人私利，常指个人的物质利益。传统的儒家义利观要求“先义后利”，讲求“以义制利”。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主张“既要讲‘利’，又要言‘义’”③，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这充分肯定了个人对正当利益追求的合理性。

人的利益驱动或追逐的倾向，往往具有正反两面性，“既可能驱使人去追求正当（对称互惠或符合道义）的利益，也可能导致人们追逐不当（损人肥己或违背道义）的利益”⑤。趋利避害是人固有的本性，在战争灾难降临时，人的利益驱动倾向的两面性往往更明显。葛二蛋和麦子不同的抗战目的体现了不同的义利观，恰好体现了抗战利益驱动的正反两面。葛二蛋参加抗战最初是出于民间复仇的“仗义”思想。葛家村因有人出卖村中八路的信息，结果导致全村150多人被日军杀害。葛二蛋原本想找到告密者替全村人报仇，但在寻找告密者以及与日军斗争的过程中，他慢慢将家仇转为国恨。他从八路军战士身上感受到民族大义的崇高与伟大，其民间的仗义渐渐转化为民族大义。与葛二蛋不同，麦子抗战的目的不是出于义，而是为了追求非正当的个人利益。麦子当伪军的直接原因虽然是为了救苗子，但根本原因还是为自己能在乱世中偷生。做了伪军后，麦子也有与日军抗争的行为，但主要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势力，为了日后能独霸小街镇。为个人利益，他杀人灭口，亲手杀死自己的岳父；为个人利益，他残忍地杀害了李舜等“自家”兄弟；最后竟丧心病狂地害死了苗子。《民兵葛二蛋》通过叙述葛二蛋和麦子不同义利观的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道路和命运，形象地说明了抗战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同义利价值观的冲突。

战争不仅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生存价值观的冲突，还有党派或群体间不同义利观的矛盾和斗争。《民兵葛二蛋》表现了八路军及民兵、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伪军等不同党派或群体的义利冲突。八路军和基层民兵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都有为民族大义而战的英雄精神。当义与利不能兼顾时，他们勇于舍利取义。国军和伪军在抗战中极端自私。如对于缴获的毒气弹，八路军想将其销毁，目的是不想让毒气弹祸害人民；国军想自己带走；伪军则想自己保管。国军和伪军纯粹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根本不考虑毒气弹可能会给人民带来危害。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过程中，行为和思想也完全不一样。如在七里沟战斗中，当八路军及民兵同日军交战时，以老周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却卧兵不动，企图坐收渔翁之利，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八路军以及基层民兵为民族大义而战的行为及精神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伪军，因极端自私失信于民，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义与利的冲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战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或阻碍，把战争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抗战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也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正当利益和非正当利益的冲突。该剧表现了日本侵略者自私的民族利益；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和人民的安定和平。义利冲突也决定了正义的民族战争注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非正义的侵略行为。

总之，《民兵葛二蛋》对义利冲突的形象化叙事，赋予战争以新的诠释。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的斗争，还存在着义与利的冲突，斗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正当的“义”战胜非正当的“利”，无论对个人、党派、群体或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二、生存、权力与爱情的义利价值观倡导

在叙事策略上，《民兵葛二蛋》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广大抗日军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另一条是以葛二蛋和麦子为代表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从叙事主题和重点看，两种不同生存价值观的冲突是该剧的叙事主线。《民兵葛二蛋》中，战争仅是背景，而通过战争表现对生存、权力和爱情等问题的义利观思考，是该剧不同于其他抗战剧的特点之一。

人生存于世应持何种价值观？为公还是为私，追求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观。《民兵葛二蛋》的不同人物对此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葛二蛋本是一个喜欢赌博、浑不讲理的农村二流子，但在国难当头时，他却凭敢做敢为的精神和对正义的追求逐渐成长为侠肝义胆的革命英雄。在战争灾难降临时，他没有屈服；在日军的利益诱惑面前，他没有迷失自我。这全凭一颗追求正当利益的仗义之心。葛二蛋更多想到他人、群众的安危，而麦子更多想到个人的生存利益。麦子也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但他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剧中张耀祖是一位懦弱的生存者，他胆小、自私、精明、躲避、不出头，是一个典型的混世者，是乱世中弱者形象的代表。但在战乱年代一味地怯懦也并不能躲避灾难，他的死表明了在乱世中懦弱偷生之路是行不通的。《民兵葛二蛋》形象地告诉人们，人生于世不能自私自利，不能懦弱偷生，要敢于追求正当利益，要敢作敢为、正直仗义、光明磊落。

《民兵葛二蛋》从义利角度对权力问题予以重新思考。人对权力的追求要通过正当手段，要追求正当的权力利益。剧作主要通过葛二蛋和王喜宽、麦子和查五爷等人对权力的态度和言行来表达剧作的思想。葛二蛋和王喜宽都想当塔湾村的民兵队长，但两人的手段不同。葛二蛋用正当手段追求权力，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本领，通过正直仗义的人格魅力取信于队员。而王喜宽为了谋取民兵队长的职位，竟采用非正当手段。为能在打靶时胜过葛二蛋，他事先把葛二蛋枪支的准星故意调偏。王喜宽因丢了义，也丢了权。剧中麦子和查五爷的权力之争更是惊心动魄。他们都是极端自私之人，为了小街镇的地盘两人斗得你死我活，用尽各种卑劣手段。如麦子为了让查五爷受制于自己，先设圈套杀死横井，然后嫁祸于查五爷；而查五爷为了打击麦子，恶毒地请日本人来强奸麦子的妻子。两人在国难当头时置民族大义而不顾，却为个人权力私欲拼得你死我活，让观众发现权力面前人性的丑陋，发现“窝里斗”的国民劣根性。

《民兵葛二蛋》对爱情也有义利观的阐释。该剧主要通过葛二蛋与苗子、李秀玲、狗屎娘和孟喜子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麦子与李秀玲、良子的爱恨情仇来表现爱情观念。葛二蛋对爱情的态度和言行，是建立在正当义利观的基础上。如果说葛二蛋与苗子、狗屎娘之间的感情纠葛还谈不上义，那么葛二蛋与李秀玲之间的感情处理就已明显透露出传统“义”的思想。葛二蛋和李秀玲之间有朦胧的好感，但当葛二蛋听说麦子喜欢李秀玲，他就主动退让了。在与王喜宽、刘晋水以及孟喜子之间的多角恋竞争中，葛二蛋之所以能胜出，主要靠他对正当爱情的追求。与葛二蛋不同，麦子把爱情理解为一种自私的、非正当的占有。因麦子对李秀玲父女有恩，麦子就想让她用身体来报恩，李秀玲万般无奈下与他结了婚。麦子对李秀玲的爱更多的是占有。麦子对良子的感情更自私、更复杂，包含占有、利用和报复等多重心态。《民兵葛二蛋》正是借助一个个不同的爱恨情仇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只有正确的义利观念，才有真的爱情。爱情要勇于追求，要自愿互爱，要忠贞专一，而建立在自私的占有、利用或报复观念上的爱不是真爱。

《民兵葛二蛋》借助抗战叙事，讲述了不同义利观主导下不同的生存、权力和爱情故事，表现了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其实，不仅在战争年代不同义利观会导致不同的人生之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时代也是如此。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⑥《民兵葛二蛋》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借助抗战故事展现了不同义利观对个人、团体、国家以及社会的影响，吸收众多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来构建和倡导当代社会的义利价值观。剧作既展示了维护传统优秀义利观的重要性，又凸显了弘扬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必要性。在当前市场经济时代，在大多数抗战剧因娱乐化、搞笑化、粗鄙化而招致人们批评的时候，《民兵葛二蛋》却既能取得“迎合”了受众的良好经济效益，又能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义利价值观的倡导，显得尤为可贵。影视剧“富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念是它的生命 ”⑦，《民兵葛二蛋》的时代宣传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传统优秀义利观和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展示与弘扬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追求利而又不能轻视义”的辩证统一的义利观，在当前市场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时代宣传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影视剧不能忽视对当代社会义利价值观的构建与倡导，抗战剧也不例外。

注释：

①熊国荣.不能漠视电视剧的价值引领责任[J].中国电视，2012(11).

②韩雪风.说义与利[J].探索，1997（1）.

③王四代.“英雄神话”辨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⑤王朋琦.走出“义利之辨”主流话语的三大误区——让义与利回归各自准确的定位、定义和定性[J].齐鲁学刊，2010（3）.

⑥克罗齐.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J].新华文摘，2003(3).

⑦张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与利[J].前沿，1997(4).

本文为山东省文化厅2011年艺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新世纪山东电视剧研究” [2011154]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