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类目建构

1.新闻来源

考察新闻来源有助于厘清传统主流媒体中大数据主题核心话语权的分配。根据部分报道在导语部分交代的信源，并结合阅读后的判断，本研究将新闻来源分为：（1）政府部门；（2）专家学者；（3）企业；（4）媒体（本报记者、其他媒体等）；（5）普通民众；（6）国际资讯；（7）其他。鉴于新闻来源的多样性，本文采取多选形式，以一篇报道中该信源的比重先后排列，规定至多三个。若出现比重相当，按照新闻写作“金字塔”原则，取先出现的为准。

2.报道议题

依据两报涉及大数据的报道内容，本文按照其涉及的领域分为九个报道议题：（1）经济建设；（2）政府管理；（3）文化教育；（4）日常生活；（5）理论探讨；（6）隐私安全；（7）国际关系；（8）环境治理；（9）其他。

3.报道态度

判断新闻报道的态度，即判断运用正面、负面或中性口吻对事件进行叙述或议论，这里指的是大数据在报道中呈现的样貌。在此将报道态度分为三种：（1）正面报道，意指对大数据持赞扬、乐观、期待等价值导向的报道；（2）中性报道，意指以相对客观的价值导向评价大数据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报道；（3）负面报道，意指对大数据持消极、悲观、警惕等价值取向的报道。

4.关键词

为更清晰地展现不同议题的报道特点，本文使用张华平博士开发的NLPIR汉语分词系统进行文本关键词提取，其原理是在把握文章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取出若干个代表文章语义内容的词汇或短语，用于精读、语义查询和快速匹配等。根据各个议题所占总体的比重，进行抽样，输入软件，得到关键词，从中选取排名前五的名词或动词。

(三)信度测试

本文在编码前，与其他三位作者将内容分析关键变量的操作化进行了细致讨论。运用系统抽样法，从所有样本中抽取50篇，独立编码。计算方法引自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Deen Freelon助理教授。[22]结果发现，“新闻来源”、“报道议题”、“新闻框架”这三个变量信度较低（<0.80）。因此，我们再次对几个变量进行讨论和统一意见。各类目信度如下：新闻来源0.92；报道议题0.95；报道态度0.96；新闻框架0.92。其他不一致之处，多番讨论后重新赋值。

五、内容分析

（一）报道数量与趋势

两报对大数据议题的关注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且报道数量接近。为了更清楚地展示近三年的报道情况，这里采取按“季度”统计的方式。从2012年第四季度起，对大数据议题的报道始见苗头，仅有7则，之后数量不断增加。这一时期的报道主要是大数据基本概念的介绍。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总体报道28则。2014年涨幅较大，尤其是第一季度，第四季度出现回落趋势。报道共89则，《人民日报》数量明显多于《光明日报》。在保持总体数量上升的情况下，2015年各季度报道数量比较悬殊，详见图1。

三年之中，出现了三次报道数量的小高峰。第一次是2014年第一季度，“中关村贵阳科技园”落户贵州省，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将大数据中心部署在园内，成为国内率先在政策号召下兴建的大数据产业聚集群，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第二次是2014年第三季度，随着大数据在国内互联网金融、文化、政府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各界掀起了对大数据理论与实践的讨论热潮，专家学者的言论多见诸报端。第三次是2015年第二季度，贵州召开首届“大数据博览会”，展示最新成果。另外，这一时期对大数据议论的范围更加多元，除了理论、实践之外，出现了警惕大数据迷思、保护隐私安全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并没有涉及大数据的报道，以《中国计算机报》、《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为代表的关注互联网技术的传统纸媒则出现了数十篇报道，《人民邮电》出现零星数篇报道，足见两家传统主流媒体在嗅探大数据新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2012年，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以“大数据”为主题，搜索出300余篇报道，除了上述几家报纸外，《南方日报》、《北京商报》有关大数据的报道均出现大幅增长趋势。

（二）新闻来源

两报大数据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有专家学者（37.5%）、政府部门（24.5%）、企业（20.6%）、媒体（11.9%），体现了传统主流媒体对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传统权威的高度依赖。详见图2。

首先，专家学者的观点被两报广泛采纳，其中35则新闻属于独立撰文。由此可见，专家学者的见解在大数据知识传播中意义重大。然而，两报受访或供稿的专家学者所擅长的大多数是金融、新闻传播、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研究大数据使用、了解难题所在的技术人员的身影相当少见，出现了“外行论道”的现象。而且，部分学者的观点也不免浮夸，如“大数据用相关性取代因果”、“万物皆互联，无处不计算”。关于“啤酒和尿布共同销售”、“电影《纸牌屋》依靠大数据成功”已证明存在神化成分，许多学者却引用来说明大数据的强大效果。[23]

其次，政府官员的论述在新闻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一是记者采访得到的官员观点，二是官员撰文发表的观点（11则）。绝大多数是赞扬、支持大数据发展的论述，即便提及安全隐私问题，也被置于该篇报道的结尾部分。

此外，出现企业观点的报道基本上是有关大数据在行业应用的最新发展，表现出鲜明的市场导向。来源于本报记者评论以及引述其他媒体消息的报道相对较少，可能是由于记者本身具备的大数据专业知识欠缺，相关评论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报自身媒体资源丰富，较少引用其他媒体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所有报道中，涉及普通民众声音的不到一成（3.6%）。即便在以《“鱼鳞图”：用大数据服务群众》、《普通人与大数据》为标题的报道里也没有普通民众的受访观点。

（三）报道议题

两报涉及大数据的报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条叙事线索：一条聚焦于当下，关注大数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一条着眼于未来，赋予时代变革充分的想象。

具体而言，将所有报道置于九个议题下，发现经济建设议题最多（29.2%），侧重大数据如何带动产业转型、资源开发、经济进步等。其次是政府管理（22.6%），涉及政府通过大数据加强执政能力、引导城市建设、制定政策法规等。第三是文化教育议题（20.3%），关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文物保护等。理论探讨和日常生活各占7.5%、5.2%。对隐私安全的讨论比重为6.1%，环境治理仅出现1则。

聚焦于当下的叙事线索体现在，经济发展始终是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大数据的应用使得这一价值得到强化。同时，两报作为中央级媒体，时刻追随政策号召，大量报道政府层面的决策动向。

聚焦于未来的叙事线索体现在，文化教育议题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处在探索阶段的大数据，教育机制改革、相关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难点被反复提及。不可忽视的是，两报对大数据惠及民众生活的探讨较少，过于重视宏观层面的趋势。这也是未来导向报道中的显著特点。大数据开发不当可能造成的安全隐私问题，极少集中的讨论，多是作为一种补充视角来处理。而大数据对环境治理的作用仅出现一篇报道。

（四）报道态度

考虑到大部分大数据主题的报道都有明显的价值导向，故将全部报道纳入分析。同时提及大数据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报道归入中性报道。结果发现，正面报道占七成（70.3%），中性报道接近三成（26.4%），负面报道不到一成（3.3%）。这说明，两报绝大多数报道都对大数据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谈及大数据是把“双刃剑”的观点不多，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考非常匮乏。

（五）关键词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议题的报道特点，本文使用张华平博士开发的NLPIR汉语分词系统进行文本关键词提取，其原理是在把握文章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取出若干个代表文章语义内容的词汇或短语，用于精读、语义查询和快速匹配等。依据不同的报道议题及其比重，兼顾两家报纸，抽取经济建设报道29则，政府主导23则，文化教育20则，理论探讨8则，日常生活5则，隐私安全6则。

由表1可知，不同的报道议题的主要关键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经济建设议题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政府管理议题则表现为行政导向，强调政府的主导角色。文化教育议题面向较为多元。理论探讨议题除了体现研究方法的革新外，还特别出现“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关键词，反映了大数据应用给学术领域带来的特殊贡献。日常生活议题与民生联系紧密。隐私安全议题提及信息泄露以及法律制定的话题。

六、框架论述分析

当今社会有这样三种特征：权力结构上“知识化”，深层结构上“网络化”，社会表现上“媒介化”。前面两者都借由“媒介化”来体现。[24]新闻媒体运用框架对大数据知识进行建构，亦即使用相对稳定的选择、凸显、遗漏的范式再现真实。[25]

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报道所使用的框架与Nisbet & Lewenstein研究生物科技传播之框架有相当契合程度，但又呈现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进步/开发/转型框架

这一框架下的新闻报道主要将“大数据”的出现定义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各行业都将被这一趋势影响，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新/旧”二元对立，其比重最大（38.2%）。在新闻标题里，类似“大数据：信息时代的狂飙猛进”、“移动互联，迎来大数据热潮”、“您有大数据计划吗？”频频出现。

其叙述策略通常采用数据图表展示、陈述利害关系、反证等理性方式。也有一些报道采取相对感性的叙述策略，如描述大数据给未来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营造一种亲近社会的想象。一方面拉近了大数据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以“科技改变生活”的想象勾勒赢得好感；另一方面，这种可望而暂不可及的想象又增添了大数据的神秘感，迎合了部分人群的期望。

在因果关系推理上，“进步/开发/转型”框架通常采用对比的方式，强化“新/旧”二元对立。如《悄悄来临的大数据时代》写道：大数据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信息通信产业，它还在“吞噬”、重构一些传统行业。再如《大数据时代新闻业谋变》：面对大数据的考验，传统媒体站在十字路口。要转型，意味着对既有新闻生产运行体系的改造，意味着软硬件的投入；不转型，势必在大数据的大潮中被侵蚀或吞没。这体现出的因果关系，便是大数据的发展有利于技术革新、产业转型、社会进步等宏观层面的作用。

框架能否引起共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与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契合程度。[26]“进步/开发/转型”框架之所以广为传统主流媒体使用，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际，崇尚科技理性，对发展、进步、转型的关切远胜批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核议题上的报道也最常使用“进步”框架，那时也正是美国在二战后赶超欧洲国家成为世界霸主的阶段Gamson & Modigliani（1989）。[27]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逐渐摆脱“中国制造”的负面形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带动了社会转型。因而对“互联网思维”、“云计算”、“大数据”等热门词汇的崇尚实质上是中国社会迫切希望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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