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潘多拉盒子”框架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生物技术的研究都广泛运用“潘多拉盒子”这一比喻（Tramper & Zhu，2011；Thompson & Launder，2010）。[28]打开潘多拉盒子意味着无意或原以为无妨的举动，结果导致巨大的灾难。两报采用“潘多拉盒子”框架报道大数据比例为17%，排名第二。从数据上看，传统主流媒体似乎并没有一边倒地肯定大数据的功劳。然而，落入这一框架的大数据报道，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值得深思：第一，在新闻的结构上，警惕大数据带来的风险的论述绝大多数出现在整体新闻的结尾部分，或言新闻“金字塔的底端”；第二，从内容上看，通篇以批判、反思为主的报道仅占该框架下数量的25%（9则）；第三，从叙述重点上看，其余75%均体现“扬在抑先”或“以扬为主，以抑为辅”的特点。第四，关于大数据的风险认知，基本上停留在“信息安全”这一视角。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数据使用权力分配、社会控制、阶层分化等问题未提及。准此，两报大数据报道褒贬侧重可见。

(三)“政府主导”框架

所谓“政府主导框架”，指的是将大数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政府带头，引导产业发展和转型。此一新闻框架比重占16%，与“潘多拉盒子”相差无几。

具体而言，新闻标题如“大数据时代，政府要领跑”、“大数据时代政府岂能落后？”、“大数据助力人群密集场所风险管控”等都有鲜明体现。涉及的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方法提升、产业结构调整、民生问题等。

这反映了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报道追随政策指导、捕捉时代趋势的特点。继英美等西方国家之后，中国的大数据战略也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数据产业在起步阶段结构很不均衡，聚焦应用多于技术开发，有的甚至是以数据买卖为主，实质缺乏数据挖掘能力，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属空白。因而整体方向的把握，依赖国家政府的主导。其次，这种政府主导模式，也是西方的主流。如德国在1977年就制定了联邦数据保护法律，因此在真正的大数据时代来临时，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链条，并由政府主导。[29]更重要的是，真正拥有国民大数据的主体是政府，所以政府是整个大数据产业关键的一环。

（四）“经济愿景”框架

经济愿景框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中是一个常见框架，其重点在于强调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两报大数据报道使用经济发展框架的比重位列第四（11.8%），且《人民日报》比《光明日报》报道数量多出一半有余。这一方面说明经济议题仍是传统主流媒体力争表现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报业间定位之别。《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反映党政动向较多，而《光明日报》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知识分子的声音较多。统计发现，《人民日报》大数据报道过半来自“记者”（50.89%），这类报道“事件取向”明显，报道大数据给各领域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居多，而《光明日报》刊登了诸多学者专家观点（32%），对大数据与经济发展的论述也居多，但不乏警惕、反思之声。

该框架常用的叙事策略是陈述大数据给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辅以数字图表的展示。如《贵州：大数据开启发展新时代》报道：仅仅一天时间，推介会就签下了700多亿元的合作协议.....而这仅是个开始,根据贵州省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贵州省大数据产业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5%，届时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4500亿元。

经济愿景框架与进步/开发/转型框架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关注未来，后者聚焦当下，常常是一体两面。两者竞合之下，契合当下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社会心态，助推大数据的热议。

（五）“数据主义”框架

“数据主义”框架透露出这样的观点：大数据几乎是万能的，它意味着客观、中立、全面；相关性可以取代因果关系；大数据可以准确预测未来。

在两报报道中，虽然这一框架比重不多（9%），但值得检视和反思，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的观点。如《在大数据中“精准生活”》：大数据应用于健康管理，几乎表征了新媒体技术层面的全部特征：电子档案高度个性化；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细分信息；远程协同记录用户的行为模式；数据挖掘预测人们的未来需要。而智能终端与“可穿戴”计算设备的出现，更使得行为、位置、生理数据等细微变化成为可供记录和分析的精准对象。

“数据主义”新闻框架最大的特点是技术主导论。在逻辑上，其一是建立“大数据-小数据”的二元对立，认为传统的抽样不如大数据的全样本，即“n=All”的观点。其二是肯定“一切皆可量化”，即大数据可以捕捉人类行动和情感，精确预测趋势。其三是认为大数据将“终结理论”，数据可以摆脱理论为自己发声。技术主导论体现在新闻叙述策略上，便是大量的数据佐证、新名词的运用、美好图景的描述。Van Dijck（2014）指出，“数据主义”观念预设数据与人类行为的必然联系，在本体论上是不成立的，例如社交软件上设置的“点赞”、“评论”功能缺少了具体情境因素，根本无法作为人类社会情感的判断依据，其次也是技术人员不断调试，增加引导性的一种设计。[30]

（六）“全球化”框架

“全球化”的新闻框架在两报大数据主题上比例较小（4.2%），通常把介绍其他国家大数据的发展近况或与中国对比作为叙事策略。这种“介绍”或“对比”用意在于激励，以全球视野突出大数据与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关系的关联。显然，宏观层面是这一类报道关注的重点。

如《空间观测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宽广》提到28国科学家形成“海上丝路空间地球大数据联盟”，先介绍各国大数据发展现状，而后体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再如《大数据：大变革、大机遇》依次从时代主题、大国经验、国际竞争力谈到中国数据强国策略。

这种新闻框架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国际地位中不可缺席的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这方面报道的缺乏一方面反映出我国自身大数据发展事态良好的局面，因此关注内部多于外部；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减少照搬西方模式有一定关系。

（七）“道德伦理”框架

“道德伦理”框架诉诸大数据行业的道德准则、准入门槛等社会责任议题。较少关注“道德伦理”是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报道的一大缺失。仅有的4则报道（1.9%），无论数量还是篇幅都相当不足。《普通人与大数据》谈到“保护信息安全”：国家要健全法律法规，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公民要增强隐私安全意识。其他均不同程度提到防止个人信息滥用，完善法律、行业标准等。

实际上，大数据的伦理议题除了个人隐私，还涉及民众的所有权、知情权、采集权、保存权、使用权。[31]其中很多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尚未被挖掘。面对“不确定”的知识，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科技理性，对科技知识具有解释权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法律人士、大众传媒等构成了现代知识的建构主体，顺理成章被赋予定义风险的权力。这就使得知识在风险社会具有新的政治含义。[32]因此，在大数据无论采集、保存、使用都掌握在上层结构的情况下，关乎伦理的问题便被选择性地忽略。

（八）“公众参与”框架

“公众参与”作为风险沟通的关键因素，在两报大数据主题报道中也难觅踪迹，仅有4则报道提到了普通民众的声音，其中3则并不涉及公众监督问题，只是介绍了大数据给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的正面影响，分别是春运购票、帮残助残、教育革新。唯一1则报道是关于生态保护，强调大数据使民众更方便参与环境议题的监督。

在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上，公众参与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中，贝克、吉登斯、卢曼等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信任”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公民参与有利于建立风险决策者、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反映在大数据报道中，传统主流媒体过于重视“自上而下”的政策宣导，传达官方话语，忽视普通民众的意见。由于大数据知识自身的复杂性远超过普通民众的观察视野，基于信息获取的便利，大众媒介的知识理所当然成为主要信息渠道。加之大数据牵涉多方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也非常人能知晓，因此大众媒介很大程度上成为普通民众风险感知的唯一途径。

七、结论

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传统主流媒体对大数据报道的建构将重心放在正面影响、宏观层面、权威论述上。

具体而言，2012年至2015年，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主题的报道，有七成（70.3%）持正面观点，中性报道约三成（26.4%），负面报道数量稀少（3.3%）。报道议题中，经济建设、政府管理、文化教育占了绝大多数比重（72.1%），理论探讨、日常生活、隐私安全、国际关系则报道较少。新闻来源上，专家学者最多（49.1%），接着是政府部门（32.1%）、企业（26.9%）、媒体（15.6%），普通民众观点缺乏（4.7%）。可见，传统主流媒体高度依赖传统权威信源。

进一步剖析，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的主题报道最常使用的新闻框架是“进步/开发/转型”，强调大数据代表时代主流，是一种科技知识的新突破。这与描述未来蓝图的“经济愿景”框架互为表里，成为当下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时期社会心态的一种影射。位居第二的“潘多拉盒子”框架比重虽大，但在新闻结构、内容、叙述重点上都表现出“弱化”特点。其次是“政府主导”框架，强化了“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对大数据行业的引导作用。一个特别的发现是，神化大数据的观点不仅出现在政府官员、记者口中，通过“数据主义”的框架，也出现在专家学者的论述中，不禁令人深思。“道德伦理”框架和“公民参与”框架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可见传统主流媒体过度崇尚，“科技理性”，缺乏从“社会理性”的角度思考“大数据热”。“全球化”框架的式微也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国家地位提升，逐渐摆脱照搬西方模式的意味。

八、问题与反思

受以上结论启发，本研究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讨论：

（一）“大数据热”与新闻伦理

为什么传统主流媒体热衷于大数据报道？

从新闻机构性质来看，反映社会现实，紧跟时代主题是新闻报道的基本选择，大数据是目前全球化过程中科技知识的主流，报道数量众多，合乎情理。从媒体定位上看，大数据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列入长期重点发展规划，而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关注社会趋势的变化也是重要的政策宣导路径之一。

然而，这种视角仅仅关注到传统主流媒体作为独立的新闻机构的角色，忽视了与其他新闻媒体的互动关系。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表现在许多重大议题的发声方面，往往先于传统媒体，更快赢得社会的关注。因此，对于大数据的报道，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数量和效率上，都远胜于传统主流媒体。面对这样的竞争压力，作为传统主流的发声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纷纷投入大数据的主题报道之中。

（二）“历史面向”的缺失

两报对大数据的报道尽管呈现多元化特点，但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历史的面向。

仔细思之，无论使用上述何种新闻框架，都鲜明地聚焦于“当下”或“未来”。古语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于日新月异的大数据科技发展，如果仅仅看到当下的喜人成果和描绘未来的美好图景，缺乏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可能造成对“大数据”过渡迷信和神化。

1936年，连续数次成功预测总统宝座归属的美国杂志《文学文摘》通过240万份读者回执，调查当年艾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Land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孰胜孰负。这一样本在当时足以称得上“大数据”，结果却输给了仅用3000份问卷调查的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

类似的历史经验不一而足，然而在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未能体现。反观西方主流媒体，美国《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九个问题，其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就是“炒作”（the hype）。[33]英国《财经时报》在《大数据：我们在犯大错吗？》一文中也揭露了刊登在《自然》杂志上关于运用大数据预测禽流感研究的后续失利。[34]而后，《科学》杂志发表了其他研究者对这一技术失灵现象的深度调查，反思大数据测不准和傲慢（hubris）的问题。[35]

因此，反思过往经验的“历史面向”，不应该在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报道中缺席。

（三）确定的新闻与不确定的风险

贝克认为，风险是人为的建构过程，由政治、文化、科技等社会系统共同演化出风险的内涵。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定义风险”的过程。传统主流媒体大数据报道正是一个定义“大数据”的重要论述场域。那么，为何传统主流媒体缺乏从风险传播的视角报道大数据？

首先，从新闻报道基本原则来看，新闻注重时效性，必须在紧凑的时间内兼顾采访、编辑、出版等现实问题，大数据作为一个新兴议题，其知识体系尚未完善，如果要进行深度报道，不仅要求记者自身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还必须取得专家学者的观点予以佐证。此外，面对政府、专家、商界不同领域的观点，记者又需折中平衡。总体来说，这个过程是不符合新闻时效性原则的。

其次，新闻媒体与学术、科技机构不同的专业特性也容易导致沟通难题。大数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科技知识，大多数时候我们关注到的是它的实际应用和成果，对于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理论知识甚至局限性，往往是一知半解。记者面对社会上如此纷繁复杂的议题，多数时候只能做到理解和转述，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更重要的是，新闻自身的结构性因素也不允许风险议题的过多报道。新闻报道具有鲜明的事件取向，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而大数据方兴未艾趋势下，没有足够的学术权威或科学依据下定论，这使得反思性的言论缺乏新闻吸引力，即便是涉及一些大数据的防御知识，也往往呈现碎片化的形态。风险议题涉及的是“未来”导向评估，与基本的新闻价值，即真实有效是相冲突的。基于这种考虑，媒体很可能放弃可能的威胁论述，转而聚焦于更为明确的新闻资源。

大数据隐私安全、社会分化等风险的“未然性”和“可能性”为不同的利益团体留下了建构自身论述的可能性。正如布尔迪厄（Bourdieu,1988）所说，大众媒体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场域，其背后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限制，新闻工作者依据其生存心态，以隐匿的新闻框架建构真实。[36]

（四）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贝克曾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种种难题，其核心意涵取决于大众传媒、政府决策、官僚体制，而并一定与事故本身有关。[37]制度体系原本承担着抵御风险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制度的滞后、误导等失效可能成为风险的再生机制，使得责任源头难以厘清，于是现代风险社会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forms of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现象。由此，新闻传媒也容易忽视、制造、误置和转嫁风险。[38]

传统主流媒体在转型过程中，虽然议程设置的发挥被众多新媒体分化，但始终充当了主流政策、价值观的传声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报道，不仅出现在传统报纸上，也纷纷搬上网络平台，成为新媒体转载、评论的重要新闻素材。

大数据议题时下被“热炒”，传统主流媒体亦是重要推手之一。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云计算”、“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等热词先后被主流媒体率先报道，进而被政界、业界、学术界广泛采用。这种话语建构的合力，将大数据推上“神坛”。建构主义者认为，大众传媒是知识建构之场域甚至是主体。[39]大数据知识经由国家层面的认可，主流媒体的宣导，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科学、理性知识。由于大数据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对其蕴藏巨大潜能的期待很大程度掩盖了风险，因而拥有一定解释力的科学权威和政治力量主导了大数据的定义。在利益驱动下，技术宣称的中立客观可能与资本结盟，对风险议题选择性忽略、遮盖、嫁接。传统主流媒体应警惕被大数据表面繁荣遮蔽，广泛地听取各方声音，尤其要重视普通民众的观点，营造科技知识共同分享、讨论的社会氛围。

因此，大众传媒能否在大数据主题上承担启蒙、引导的正面作用，培育“社会理性”，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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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im Gary于2007年1月11日在美国NRC-CSTB上的演讲，具体可参考：Hey, T., Tansley, S., & Tolle, K.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General Collection, 317(8), 2009, p.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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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een Freelon创建的内容分析工具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广泛采用，详细内容参考其建立的网站http://dfreelon.org/. 2016-10-17.

[23]Power, D. J.”Ask Dan!-What is the" true story" about data mining, beer and diapers?. DSS News, 3(23),2013.;金姬. 纸牌屋：大数据只是噱头[N]. 新民周刊, 2014(9):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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