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造成风险性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中，人类面临着诸多难以预测与控制的社会风险；而且这样的风险，正如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谈到的，风险与媒介产生了密切的勾连，主要由传播媒介造成，具有“媒介化风险”①特征[4]。在媒介化风险中，由于媒介话语在表达与传播的结构、特征、功能与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引发的风险与危机会更加明显：

（一）媒介话语共鸣极化

后危机时代的媒体空间中，存在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团体互动与群体互动，为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群聚集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诸多便利，这种强烈的互动性，加之集群内部较强的同质性，“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群体极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曾经指出：“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5]这是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的缘由，由于兴趣爱好、建议与看法等趋同，再经过网络广泛传播的一些直白、感性的观点或诉求的煽动，更容易引发大众的共鸣，会很容易推动话语表达产生极化效应；话语表达的极化会使大众在这些非理性的包围中往往毫无目的、随波逐流，丧失理性思考与敏锐判断力，常常会发生在表达与传播过程中看法、意见与价值观的偏离。

（二）媒介话语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一般是指媒体通过媒介技术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进行引导性与判断性的报道，进而可能对最后司法判决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可能会产生无数个偏离事实本身的“拟态环境”或“想象议题”，往往更容易造成“媒介审判”现象出现。如果媒介报道的事件所涉及的问题广为社会大众关注，他们就会很容易撩拨感情的琴弦，容易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继而进行抒怀。而且大众的媒介话语表达往往会形成一种定性的舆论与观点，那么这种舆论压力有可能妨碍司法行为的客观、公平与正义；加之，大众对某一事件表达观点时缺乏自律自主意识，缺乏独立自主思考的判断意识，这将导致众多对真相缺乏了解和对信息良莠缺乏甄别的人们妄加表达与评论。这种“媒介审判”甚至会导致“媒介暴力”，对社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三）媒介话语民粹主义

在传统媒体时代中，各种信息、新闻与消息的传播一般呈现出由媒介到大众的单向性覆盖，大众在接受信息反馈时，一般都会经历一个意见分歧与一致，最终接受的过程；在后危机时代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容易造成一种“群氓狂欢”的冲动景观。因为，大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上传各种语音文字、视频图像，并且通过评论、关注、转发等功能实现互动交流，加之网络的便捷性、虚拟性和匿名性，大众表达意见更具有随意性与感性，很容易呈现出话语的分歧与交错，甚至会造成话语表达的民粹主义现象。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从众性，广大网民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人性中的戏谑、狂欢化心理，表现出了一种失序、空虚和无畏的民粹景象，各种话语的聚合、交错与分歧，往往会造成话语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民粹主义话语，在表达方面以戏谑和狂欢为主，随时散播不实信息，推动网络舆论情绪化与偏激化，在表达中还裹挟着直观、朴素与感性的正义观，犹如潮水铺天盖地地涌来，往往会造成话语传播的任意性、无序性与社会管理的规范性、有序性形成对抗。

（四）媒介话语群体盲思

“群体盲思”，一般指团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团体一致，因而使整个团体缺乏多层次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分析的决策过程。美国学者威廉·怀特在《财富杂志》（1952年）中首次提出“群体盲思”概念。这个概念后被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在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拓展。“群体盲思”主要表现为：群体盲目顺从集体决定；忽视群体外可能带来的挑战与刺激；对群体性道德盲目崇拜；对群体圈子之外的认知存在偏见；对异议者往往采取一致性的压制行动。在后危机时代，社会大众媒介话语表达中的“群体盲思”现象也是常见的。在话语表达中很随意与感性地对某些观点与看法进行盲目迎合；对一些舆情不加分析地随意扩散；群体之间的话语表达稍微不同就可能产生剧烈的对骂与冲突；话语表达呈现出圈子化、局域化和同质化趋势；话语在表达中的价值观念与取向“碎片”化；一些理性观点、客观意见被妖魔化、隔离化，其实这些都是话语群体盲思的表现。后危机时代各种舆论场出现的一些谣言、非理性表达和不恰当诉求，往往正是利用“群体盲思”的短板进行传播和蔓延，对营造健康有序的舆论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四、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治理策略

后危机时代中，“互联网正在改变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改变着民众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行为的方式和力度[6]”。可以说，当今人们是生活在媒体信息建构的现实与虚拟交错、互动的世界之中，通过媒介传播与表达信息，越来越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此状况，我们党和各级政府要始终保证主流媒体为广大群众表达与谋取正当利益的安全通道；同时加强对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的治理，注重对大众媒介话语表达的规范与引导。

（一）加强媒介话语的互动议程设置

积极推动媒介话语的互动议程设置，注重把虚拟与现实社会中各种舆论场的话语表达整合起来，促进传统话语、现实话语与网络话语表达之间的议程互动，促进党和政府、媒体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话语议程互动与回应，特别注意涉及具体利益话语议题的同构。在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的过程，实质上是政党、政府、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复杂博弈与互动，由于信息源不同，必然建构多元差异的话语议题。在不同的话语议题博弈过程中，党和政府要注意采取适度效果论，在话语引导与规范过程中，注重话语的积累性、普遍性、和谐性与共识性建构，对当前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舆情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对选中的问题进行客观报道、理性分析与规范引导，并尊重大众传播规律，依照媒介确定的各项问题轻重次序，给予引导，并在引导过程中注意对社会大众注意力的适度分配，进而影响他们话语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同时要更好地感应和顺应民意、民情与民调，促进政党、媒体和社会大众之间形成良性的回应与互动，加强话语议程同构引导舆论，促进多元话语表达中的协调与共识，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二）完善媒介对话机制，促进话语融合与互动

后危机时代，媒介技术发展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格局，传统传媒话语与体制外的新媒体话语之间，由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媒介生产者与媒介受众的角色充分交叉重叠在一起，一般社会大众也能享有生产和传播新闻信息、表达意见的媒介权力，获得了更多的媒介话语表达机会与能力。大众可以在新媒体空间，同传播者、接受者、文本以及周围世界展开全方位的多样对话与沟通，保障了信息的流通，削弱了传统话语垄断，传统意义上的宰制性、支配性的话语权逐渐削弱。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提供了一定的表达机会，社会话语权得以渐渐向下转移，在此情况下，需要积极完善媒介对话机制，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舆论的互通、互动，及时把来自大众的诉求、质疑和呼声通过对话机制，整合进融合媒体的舆论文本之中，有效促进话语之间的融合与互动，让社会大众的媒介话语表达更容易有效地融入社会生活当中，发挥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三）加强媒介话语自律

媒介话语表达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守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这些他律性的规范在媒介话语表达中产生着较强的法律规范意识。另一方面还要提升自律意识。因为，任何理性的话语表达都不可能独享表达自由，也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由，表达中不能触犯相关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德，不能对他人人身与名誉等造成伤害，在表达过程中要加强自我克制与内省意识，自觉地对规则认同与遵循，特别是“对于那些成年人或心智发育完善的人来说，所有客观的约束都有事先主观约束的效果”。[7]就如同法律条文，同样需要人们的内心认同与自律将其内化为主观认识，“只要社会规范被主观内化为每个主体的心理意识，它就能对所规范的行为起到同步约束的功效”。[8]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的自律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慎独，即“一个人独居、独处之时，也要做到谨慎有德”。话语表达要严格遵守客观性与公正性的原则，对不明事件、不明缘由，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妄加评论；要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坚持话语表达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原则，自觉维护网络秩序。

（四）提升媒介话语治理能力

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舆情的发生与发展，其内容、形式与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我们党和政府要根据媒介融合带来的信息多样性与差异化状况，进一步提升媒介话语治理能力，加强对各种媒介资源的统筹与整合，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遵循媒体的传播规律，创新媒介话语引导方式，注重多媒体与多元素、新手段和新技术的综合运用，把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话语引导方式逐渐转向渗透式、务实式和感召式话语表达；要理解与适应社会大众话语表达方式、表达偏好，努力提高话语引导艺术，增强话语传播力，提高话语表达公信力；构筑全媒体话语平台，加强与优化主流话语权结构，增强主流形态话语权的整合与引导功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魅力，增强主流话语表达的时效性、包容性、正义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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