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视角：第一人设“我”的身份重合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关于故宫文物修复者的纪录片，强调的主角是“我”，而“我”就是指故宫文物修复者，本来与观众没有什么关系，却因为第一人称视角，将“我”和屏幕前面的受众“我”联系在一起，这种第一人称暗示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受众与“国之巨匠”的距离，很多受众在观看时会有设定的虚拟身份，从而达到心理的某种共存。

这种零距离的第一人称视角恰如其分的给了新媒体强烈互动的氧气，符合新媒体互动社交的特性，受众在达到身份认同的时候，会触发行动和给予反馈，寻求集体的共鸣，从而获得一种存在感和仪式感。

在B站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每当出现新人物上场的时候，弹幕出现类似“我就是男神王五胜”“我的女神纪东歌”、“我想和她在故宫骑自行车”等刷屏，当看到青铜器修复大师王有亮骑车出故宫抽烟的时候会有“前方高能预警”“我服”“碉堡了”等弹幕频繁弹出，这几乎成为一种用户相互间约定俗称的弹幕礼仪，而这大大增强了用户的仪式感和参与感。

二、叙事视角：切口小、反差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者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切口，拥有强大话题性的“故宫”甘当“绿叶”，成为纪录片叙事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小的却又很巧的切口设计，影片中有一句解说词“这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其实大多数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显得很日常化。”这句话奠定了叙事的基调，不会采用太过庄严的语言和严谨的文本去叙事，那么如此平淡的展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为何能够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呢？在叙事视角上虽然采用了大众化叙事视角，却在片子的整体上形成了众多的反差，这种反差恰好迎合了乐于解构一切的青年文化口味。

1.现代解构传统——格物与趣味共鸣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中，主体是修复者，客体是故宫文物，修复者是现代人，文物是有着时间意义的历史物品，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反差，一是修复者本身对传统的认知，在影片中最为明显的一段就是“王五胜修复唐三彩的马尾”，由修复师的自身讲述来析疑解惑。木器组屈峰作为年轻一辈的修复师，对修复工作有独特的认知，他提出用用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同时用修复师的品格修养去赋予器件不一样的解读[1]。这本身就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解读。二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解构如火如荼，充满了90、00后解构一切的文化味道，比如“修复马尾”这段，会有很多弹幕弹出如“用我的马尾好了！”“唐三彩的马尾是朝着地的！”“大师的想法果然不一样”等，既是一种参与，同时也是一种趣味上的共鸣。

2.年轻人的快餐文化——修复者的慢生活

影片采用了参与式拍摄手法，绝大部分采用固定镜头，很少使用运动镜头，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故宫文物修复者的“慢”，但编导有意无意的在镜头中点缀了有趣的快节奏生活的镜头，比如王津师徒参加钟表展览，编导特意快速切换镜头去表现故宫之外的城市快节奏生活，诸如此类的镜头虽然不多，但总能看出编导的叙事意图，极力在构建一种反差，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修复者们“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大师气韵。

这种大师的慢生活姿态，放在以年轻人快节奏文化为主的新媒体上，又会形成另外一种奇妙的反差，很多年轻人会用很多词汇通过弹幕去表达那种慢的向往，譬如“我要去故宫应聘”“在故宫骑自行车是怎样的一个体验”“我要当青铜器修复师”“我也想在故宫打杏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话题讨论度。

3.国宝级修复大师——生活上的普通人

一般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绝大多数会被拍成文献类纪录片，可以试想一下：屈峰、王五胜等正襟危坐，庄严肃穆的镜头、字斟句酌加工后的文本解说词、情景再现式的特效合成，如果是这样，绝对不会有B站弹幕弹出的“我要嫁给王友亮”，只会形成“修复大师是敬而远之、高高在上的国匠”身份。影片成功之处是将国宝级修复大师和生活中的普通人两种身份巧妙的融合起来，且毫无突兀感和距离感。观众看到的是“隔壁邻居、街头菜场”的普通人的生活，“国宝级修复大师也会像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抽烟”等，这种人设上的反差融合，使影片本身显得没有那么严肃呆板，从而拉近与用户的距离，修复师们以双重身份给观众带来立体的观赏体验，同时丰富的记录内容也极大满足了观众的求知心理和猎奇心理。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