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结论与讨论

5.1 “毒跑道”报道中的框架争夺

在文献综述里，笔者已就框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框架是新闻记者和媒介组织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新闻价值的凸显来将社会真实转化为主观思想的工具。

因此，结合“毒跑道”事件的系列报道对于新闻事实的选择结果和新闻主题的凸显方式，笔者提炼出报道中使用的四种新闻框架，即界定事实框架、解释原因框架、制度分析框架和措施落实框架。

首先，“界定事实框架”是指报道中重点凸显“毒跑道”在我国范围内频发的现状和对于学生机体功能的危害，诉诸于事实本身的真实性价值；其次“解释原因框架”体现为着重分析“毒跑道”的致毒诱因；再次，“制度分析框架”主要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应该对塑胶跑道的生产过程予以标准化、对塑胶跑道的监管予以常态化、对塑胶跑道招投标环节予以透明化，强调的新闻主题偏向公共利益；最后，“措施落实框架”主要包括报道政府有关部门和业内人士根治毒跑道的落实情况，选择的是解决问题的事实性信息。

根据图5，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市场化报纸对“界定事实框架”和“制度分析框架”的使用明显超出其他两类报纸。在“界定事实框架”上，市场化报纸共使用18次，占其所有报道24.5%，虽然次数高于传统党报的9次，但是却低于它的比重31.1%。在“制度分析框架”上，市场化报使用19次，占起所有报道的25.3%，而传统党报为4次（占比13.7%）、专业报为1次（占比0.76%）。

从“界定事实框架”和“制度分析框架”在各类报纸中所占的比重，市场化报在不断强调“毒跑道”危害学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毒跑道”会持续不断地进入校园，并且对于塑胶跑道的相关政府部门持有问责的态度，更多的诉诸于公众立场和公共利益。而传统党报则是比较倾向于讲述“毒跑道”的事实性信息，对于跑道背后尤其是国家生产标准的讨论是较为隐晦的，更强调如今这样的情况是企业生产和招投标环节出错而导致的，问责方主要在于塑胶跑道的生产企业。

在“措施落实框架上”上，三类报纸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最后，在“解释原因框架”上，专业报使用次数达到7次（占比53.8%）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报纸（传统党报使用次9，占比31.1%；市场化报使用26次，占比34.6%）。这跟此次研究中涉及的诸如《生命时报》、《聚氨酯》、《中国石化》在塑胶行业生产方面的专业性有很大的关系。

5.2 框架化的媒介权力偏向

根据上述对三类报纸使用的新闻框架数量上的差异分析，笔者发现框架使用的背后蕴含了媒体的自身立场以及相应的媒介权力偏向。

首先，在自身立场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市场化报更多地使用了“制度分析框架”（占比为25.3%），试图将公众话语引入到“毒跑道”事件背后的政府行为和制度政策，从而促进该事件的有效解决，而这就有力地体现了它们所标榜的“公众立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党报，因其自身的党性原则和喉舌特性的驱使，在“毒跑道”事件的报道中尽量与政府行为保持一致，更加强调自身的“官方立场”。最后，以《聚氨酯》为代表的专业报更多地使用了“解释原因框架”（占比为53.8%），诉诸于自身专业领域内的权威性，从专业层面去论述塑胶跑道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人体机能所潜在的隐患等，强调突出了自身的“专家立场”。

其次，在“毒跑道”事件的报道中，市场化报的权力在既有的权力层级上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在文献综述里就已经论述了党报更具有更高的权力层级和更优的话语权，但在“毒跑道”事件中，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市场化报通过持续曝光跟进的新闻策略和自身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将“毒跑道”这一敏感话题推向了灰色地带，从而获得了报道该事件的施展空间。

同时，在后续的新闻跟进中，市场化报不仅改变了一贯偏向于引用各级政府官员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新闻操作模式，大量引用专家学者、环保组织和学生家长这类的民间信源，而且在引用官方信源后通常紧接行业人士或环保组织的质疑。比如《凤凰周刊》在文中先引用了建设部发布的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设有三级“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随后以“各地塑胶场地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开始采用建筑总承包或市政总承包资质，参与企业鱼龙混杂，恶意低价竞标、层层分包等情况普遍存在” 对官方话语进行了否定与质疑。

这类的消息源操作方式，可以看成是与官方信源的某种抗争，也在彰显了市场化报在该事件报道中上升的权力。市场化报不再像以前那样规避政治风险，现在做的是诉诸于自身的专业性，利用新闻报道将社会公意呈现出来，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就“毒跑道”背后的制度政策进行追查，促进解决政策的制定落实，最终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5.3 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此次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新闻文本的选择上存在不足。从2015年9月，第一例“毒跑道”事件被媒体曝光以来，有关“毒跑道”的系列新闻报道层出不穷。从2015年9月到2017年5月，笔者从传统党报、市场化报纸和专业报中，共选择了54篇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的选择过程在宏观层面上来看具有操作者较大的主观性，并且文本自身也不具有穷尽性，而这对于后续的研究结果势必会存在影响。

第二，在确定主题、信源和报道框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即便采用了定量、编码统计的方式对“毒跑道”的新闻文本进行了报道主题、新闻信源和框架使用这三方面的研究，但在一开始确定系列文本有哪些共性的报道主题和对恩特曼提出的框架四大功能的重新修订这两方面，因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和新闻素养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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