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新闻话语从“后台”走向“前台”

新闻话语是围绕新闻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所展开的，是对于新闻的理念与实践方面的表达、阐释、批评和讨论，其中包括如何理解新闻、如何从事新闻实践、如何评价新闻文本等方面。新闻话语主要来自于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但也包括新闻行业以外的受众的意见，以及两者的互动 。

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两个方面都是处于“后台”的位置。新闻从业者对职业和行业的话语主要在诸如选题会、本单位的展示区域等内部平台流通；而来自受众的对于媒体、新闻产品等的批评也局限在私人话题领域。在新型社交媒体时代，有一批新闻从业者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点评新闻媒体的表现、表达自己的新闻理念、反思新闻伦理和相关业务水平，内在的关联涉及到关于新闻的变革。

例如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2016年4月在微博上曾感叹“做调查记者最难的不是难以接近核心当事人，而是获得了事实真相后，上级主管部门的管制命令随即而来” 。

另外，@王星wx在2016年5月12日转发@新浪财经的报道的同时指出，“新京报的同学在引用其他媒体报道时还是不习惯注明出处，喜欢用‘有媒体报道’” 。@写字李华良（加V认证为前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个人的微博平台上对国内的新闻写作进行了批评 。

也有新闻记者将同行对于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业的评论和看法发表在个人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例如前南方周末特稿记者，@叶伟民之雷蒙德于2017年1月11日在其名为“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会对笔下之人深怀不安” 的文章中插入了同行的一条朋友圈截图，来表达作为新闻从业者，从事新闻行业的不易之处：

相应的，受众可以通过这些“前台”直接的同新闻从业者进行互动讨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质疑还是补充，都能够进一步丰富新闻话语的构成。

与此同时，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在微博之外，媒体人又拥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空间——微信公众账号。在这块领域中，媒体人延伸着自身对新闻的期待，品评时事、大篇幅的对新闻理念和实践展开讨论与批评。受众对新闻的设想和对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需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比如，当南方周末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发出后，在新闻业界内引起了讨论的风波。ID为石扉客的媒体人在其个人名为“新客栈”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观察 |<刺死辱母者>的两个版本四个疑问》，对南方周末此篇报道的分析和评论，包括对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道的差异化比较。

而就与两会这类重大时事相关的新闻生产，出于政治敏感度高、管控比较严格等原因，相关于文本的新闻话语从“后台”走向“前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偶尔会有新闻从业者在其个人微博平台上，针对节目形式和新闻生产流程发表言论，@王星wx于2017年3月6日在微博上 提到如下图所示：

由于有了可视化平台，以往标签以“严谨”的时政新闻的生产流程也有机会成为新闻从业者在“前台”点评的对象。在中国政治控制严格的新闻场景中，从业者之间公开对新闻实践的解说和讨论，有助于廓清对如何生产新闻、新闻的价值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从而有助于确立有关新闻工作规范。

在传媒场域中，存在“惯习”问题。在特定的传媒语境下，这些“惯习”表现为一定的规则和潜规则。成为外在于新闻从业者的“他律”。“从另一个角度，则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应对“他律”的过程中对经验的沉淀，以至于在受到外部刺激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连贯的系统方式予以应对” 。在中国，并存着两套新闻范式——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专业主义，并且“党的新闻事业”占据着中国新闻话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服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新闻从业者更多的选择利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表达职业理念，并将所受的外部控制和批评暴露出来，目的在于彰显专业认同、减少认知不和谐 。

另一方面，这有助于形成和维系新闻专业主义自主的话语空间。新闻专业主义依赖新闻从业者集体的话语建构，通过从业者对实践的批评与讨论，有助于理解什么是新闻、如何生产新闻等问题，具有自我赋权、确立边界的意义。在中国政治管控严格的环境中，从业者反思行业生态、确立行业规范等行为，实际上是在被权力控制的新闻话语之外形成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诠释场域。

三、 总结与反思

本文对新闻生产的“前台”与“后台”的模糊化探讨，并非秉持媒介技术决定论的思路，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技术共同塑造的结果。因此，在当下，它虽然是一个现象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中有不同的表现。

以两会和两会前后对比而言，两会召开之前的半年，是国家对舆论管控比较严格的时期，但是由于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相关“辱母杀人案”的报道在网上仍旧引发了受众的热议，掀起了舆论风波。新媒介技术使新闻从业者有关其职业理念的话语表达走到“前台”，有了更高的可见度。而其他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新闻从业者所进行的“角色的展演”在非两会时期在“前台”呈现得更多。

然而在两会期间，在业务层面上，通过新媒体技术，新闻生产的流程呈现着“前台”与“后台”的模糊化，当这种“后台”前推的新闻报道方式被应用于时政新闻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对政治的接近感和信任度。但与此同时，将这种技术过度地运用在时政报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秀感。在报道的“融合创新”时期，为了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各大媒体都在进行技术比拼，虽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受众的关注。但是，过多的将“后台”呈现在“前台”，使得外围要素的表现盖过核心议题的传达。比如，通过新华社新闻客户端《VR全景两会：外交部部部长答记者问》的直播评论发现，受众的关注点在于记者的表现，类似“摄影比记者更辛苦”、“旁边的记者是在写稿吗”之类的评论层出不穷。因此，人物、环境等外围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影响重要信息的传达。

而就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语境而言，与非两会时期相比，新闻话语从“后台”到“前台”的变化在两会时期更加收敛和谨慎。新闻从业者对“后台”的展示，更多的是从两会现场的个性化展示（如自拍）、新闻生产的“后台”情况（如排队等待部长）等“不容易出错”、“政治正确”的层面展开。

在当下的中国，新闻生产“前台”与“后台”的模糊化也跟其平台有关，依旧受到政治管控和商业控制。对于时政新闻尤其是“两会”的报道，新闻从业者无法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角色的展演”。即使新闻生产流程的部分后台“前台化”，也始终存在这更隐秘、无法公开的“深后台”。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前台”与“后台”的模糊化在突破新闻审查、促进新闻专业主义生长方面的意义。与此同时，新闻生产的“前台”与“后台”模糊化的表现和结果，受到新媒体的发达程度、新闻业所受政治控制的强弱和意见表达的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后台”可视化的程度，而且也会塑造“前后台”模糊化在不同层面的分布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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