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媒产业经济研究

新技术的介入加速了传媒边界的消融与媒介产业格局的重组，传媒的产业模式、经济形态、盈利方式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传媒产业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追求规模经济，第二阶段主要追求范围经济，而时下，喻国明、赵睿认为传媒产业呈现出了集成经济的态势，是传媒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集成经济模式。他们认为，第一、二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规模临界点，而集成经济则不囿于此，它对系统内外的关联资源进行了整合利用，通过革新结构和拓宽产品线以形成集成竞争力，是传媒产业在转型进程中冲破界限、扩展价值链的内在逻辑要求。[13]

在经济形态方面：谭天认为，“关系经济”就是新媒体的经济形态，并将“新媒体经济”界定为：“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关系传播为纽带，以关系产品和关系转换为核心并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的经济活动”，关系产品、转换机制、价值实现是其三要素，而怎样打造出好的关系产品，如何通过关系法则与转换机制以实现共享、交换价值，并摸索出盈利模式则是其全部内容和基本任务。[16]

而在传媒产业盈利方面，内容行业在2017年出现了退潮征兆，市场的人口红利几近耗竭，商业资源渐汇于头部内容和机构化媒体，对于尾部创业者而言，新内容市场中的传统广告模式已失去了原有的势能，学者认为，与内容创业的市场相比，知识付费更具有市场盈利潜力。而随着技术的跟进，场景消费也将成为传媒产业盈利的新一轮风口。[13]

此外，有学者提出，随着近年来境外跨国资本在中国新媒体市场的汇集，我们也应警惕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媒体平台和信息的垄断，以及资方意志如何渗透于轻松娱乐的媒体内容之中，对我国话语权、新闻专业主义、公共领域等造成冲击和挑战。[17]

四、新媒体传播模式研究

在传播模式方面，韦路、方振武通过考察发现，由博德维克和范·卡姆从“控制”视角提出的“信息传播新模式”及其之后的发展并没有将新媒体环境下个体角色的变化及其理论意涵作为参考因素，而当下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消极控制、个体性媒介中心对机构性媒介中心的积极控制已在传播实践中成为现实。因此，他们引入了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并提出传播的“控制辩证模式”，以期能更加确切地阐述个体和媒介中心的复杂关系，为更加完整地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实践提供一个框架。[18]

在传播形式上，短视频的迅速发展为学界提供了研究对象。现今，用户注意力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短时间内获取用户关注并保持黏性成为了竞争核心，而短视频则能以其特有的性能成为当前的主流传播形式。[19]诸如抖音、火山小视频等视频类应用软件的出现正契合了新环境下用户的需求，下载量逐日上升，学界也兴起了研究短视频的风潮。但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短视频的研究还多数处于对其特征和发展现状的描述阶段。[20]

而随着信息传播平台的发展，微公益等活动信息传播也逐渐受到学者青睐。有学者对新媒体上个人捐赠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发展出了新媒体慈善行为中的情感动力模式：移情-信任-同情-慈善行为，他们认为，同情是现代社会的“粘合剂”，因此网络慈善行为中的情感动力必须得到重视，如若产生反转，不仅阻碍慈善行为的再次发生，也将对促进社会信任和团结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21]

五、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研究

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版权问题、互联网治理的规制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

具体而言，在版权制度方面，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作品的保护和限制以及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侵权是突出问题。就新闻作品而言，怎样认定时事新闻报道在新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是版权司法保护所要面临的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为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须要拓宽新环境下合理使用的主体，恰当界定“为报道时事新闻”而制作的作品类型，并放松对“不可避免地再现或引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限制。[22]而对于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学者认为，在现代立法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新媒体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者与播出者的个人利益，新媒体体育赛事节目的公共属性等一系列特征也应当被纳入考量范围。[23]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喻国明认为，我国互联网治理规制构建前期滞后、后期过猛，在具体治理中多照搬传统规制，对其复杂性缺乏理解，创新度较低。而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是要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诉求的基础上建立相关规则体系，以及基于该体系上的实践逻辑。因此，我国的互联网规制构建还需要考量治理对象、问题辨识、互联网治理的社会属性、互联网治理主体以及互联网治理的全球竞争力标准这几个重要原则，而在其治理中，则应尽可能放低规则边界。[24]

宏观而言，当代中国的媒体政策变化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范式：政治一统政策范式（1949-1978）；混和治理政策范式（1978-2013）；融合治理政策范式（2013-至今）。刘健、陈昌凤认为，我国刚进入融合政策范式时期，当下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混合政策时期所遗留下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问题，未来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与变革，而这将要求我们要有权力高度集中和态度强硬的领导人以及制度上的进一步创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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