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主要从新媒体技术发展、媒介融合、传媒产业经济、新媒体传播模式、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网络舆论七个方面对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关注热点、突破及趋势。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网络舆论是这年的三大研究重点，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媒介融合如何进入深度融合，还有将舆论置于更为宏大的视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会意义等议题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网络舆论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020-04

近年来，新媒体凭借新技术迭代发展，学界对新媒体的研究亦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涉猎广泛，笔者以中国期刊网CNKI为数据库，以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全媒体等为关键词，对国内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期刊论文进行了检索，剔除掉书评等文本后，收集到新闻与传媒领域CSSCI期刊来源论文数百篇。本文主要从新媒体技术发展、媒介融合、传媒产业经济、新媒体传播模式、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网络舆论七个方面对所收集到的论文进行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关注热点、突破及趋势。

一、新媒体技术发展研究

习近平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1]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多聚集于技术面向，学者们主要将目光投注于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对其所带来的变革、问题及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人工智能技术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曾指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是未来媒体十大发展趋势之一。[2]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新闻生产和新闻分发方面。

从新闻生产方面，“机器人写作”“智能化新闻”等都是人工智能渗透于新闻业的具体表现。学者们具体结合国外的Narrative Science、AX Semantics或国内的Dreamwriter、快笔小新、 Xiaomingbot等写作软件，围绕机器写作对新闻生产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了论述。目前，智能化在新闻行业的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机器人“有能”而“无智”，其从事的工作也基本属于无智式劳动——不具备价值判断力。[3]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彭兰认为未来的机器写作也许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在某些领域生成个性化作品。[4]喻国明、姚飞也表示，在内容生产方面，机器新闻写作将会在明年有更多风格化方面的尝试。[5]

从新闻分发方面，凭借机器算法的智能分发和个性化推荐是人工智能新技术对传统内容分发的厘革，但尽管算法提高了信息整合与传播的效率，学者们仍对潜藏于算法中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由算法衍生的“信息茧房”效应会令用户逐渐失去对外界的全面感知，使得社会整合困难；[4]另一方面，算法的运行参数由开发人员进行设计，并由具备价值观或利益特权的预期用户进行配置，设计者的价值观和预期用途将渗透于算法的设计与功能之中。[3]有学者认为当前用户洞察和算法还存在局限性，好的算法需要依靠关系数据以解决对用户需求的“洞察”，但其资源的获得需要开放关系数据资源，这是当前难以突破的困境。[5]

未来，算法还会参与到创作、审核、互动过程中，算法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也使得以用户为导向的新闻、信息生产趋势正在形成。智能化时代下，如何坚守新闻专业性，如何坚持价值引导，是传媒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3]有学者提出，尽管个性化算法在对用户需求的解读与匹配方面还会随着技术发展而优化，但它不能成为未来新闻行业唯一的分发方式。媒体工作者也需要对算法加强警惕，更加敏锐地察觉由算法所带来的风险与问题（特别是信息偏见与不均衡问题）。[4]

（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随着VR视觉传播技术开始向媒体靠拢，VR话题成为了传媒领域的热点，而媒体与VR技术的进一步结合，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有学者认为，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代表着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具有广泛应用空间。[6]

与新媒体所构建的符号化虚拟环境不同的是，VR/AR技术为用户直接体验三维虚拟世界提供了途径，将用户置身于临场化环境中，[4]媒体运用VR/AR技术所生产的“沉浸式新闻”，就为用户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7]虚拟现实技术正在逐步迈向发展成熟的过程中，VR视觉传播的新媒体报道也逐步得到认识和接受，但有学者认为，VR要成为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主角，仍有相当长远的距离。[8]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VR、AR隐藏着巨大的信息安全、信息失真等风险及伦理困境，需要人们理性和审慎对待。[6]

总的来说，诸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正推动着传媒生态、业态的重构，但人们的技术焦虑也随之升起。技术的发展不会停止，人与技术之间也并非不可调和的关系，相对于“恐慌”而言，重要的是要在技术创新中彰显“人的主体价值”。技术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技术是否有益于提升人的理性和自由，是否有助于人类更加自由地流动、灵活地掌控与更加理性地思考，则应该成为我们看待一切技术的价值。[9]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说：“人类既是技术元素的主宰者，也是它的奴隶……我们将始终对科技存在矛盾心理，难以做出选择。可是我们的担忧不应该包括是否拥抱科技……而是与它共进退。”[10]

二、媒介融合

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已进入深度融合时期，据所收集的文本来看，2017年我国学者多数对媒体融合进入深度融合时期所浮现的问题及其推进策略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媒体深度融合中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误区，而数字技术、跨媒运营管理人才的稀缺则导致了深度融合中“兵源不足”。此外，盈利模式的不成熟，也是阻碍深度融合进程中的“瓶颈”。[11]为此，明晰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了解媒体融合在不同阶段的深层意涵，才能推动媒体融合进一步发展。[12]

2017 年，互联网的发展迈入“下半场”，媒介融合的诉求从“大而全”向“专而精”发生了转移。[13]而当下的媒介融合基本都以生产者或传播者的角度为主，喻国明认为这种融合的起点逻辑是错误的，媒介融合正确而有效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市场融合和需求融合，用户需求、消费和市场的改变与现实才应当是决定媒介融合方式及其构造的基本出发点。[14]

如何实施有效深度融合，是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中的重点和难点。[15]郑自立认为，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应当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健全以IP开发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完善扶持政策等方面入手。此外，还应做好财政补贴、专项试点等方面的工作，鼓励主流媒体企业提供公益性、全媒体传媒文化服务，以激发深度融合发展的市场潜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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