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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新媒体研究综述【3】

杨  秀,余  静
2018年06月28日14:15 | 来源: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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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研究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各行业、领域开始探寻如何让自身搭上新媒体的“顺风车”,走上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在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中,学者们多以“工具”“手段”视角,对新媒体带给各领域的影响以及行业如何借由新媒体促进自身发展进行了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和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学者们在影响研究方面高度关注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采用单向的灌输式传播,容易让人心生排斥,[26]而学者们认为,在新媒体构造的“关系网络”中,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27]应以构建新老媒体有机融合的新传播体系、创新宣传方式等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28]针对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认为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媒体平台总体上力量分散、声音不大、效果不佳,[29]而新媒体环境下的新传播方式将变革未来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高校应以“为我所用”的姿态积极适应变化中的教育形势。[30]

在政治方面,学者主要对政务新媒体发展和政府形象建构进行了研究。政务新媒体正逐渐成为政务工作的常用工具,但学者认为,政府、新媒体和人民之间要达成理想的良性互动、构建信任关系还有相当的距离,因而进一步向“社群化”发展将成为政务新媒体的新要求和新方向。[31]此外,有研究者对北京居民开展调查分析后发现:公众获取政府相关信息更多依托于新媒体渠道,其接触官方新媒体的频率对政府形象有积极效果,新媒体接触也可通过引起公众对官媒信任的变化而间接对政府形象构建产生影响。此类发现,将对政府传播信息、与公众开展对话协商,以及进行政务工作大有裨益。[32]

而在文化领域,如何与新媒体协同发展是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33]孙茂华认为,传统文化产业在规模化、品牌化方面的发展要明晰新媒体的变革趋势,找准实践的着力之处,积极利用新媒体的有利条件,形成产业化思维模式,将新媒体运用到传统文化的产业发展中来。[34]也有学者提出从跨媒介叙事入手,建构新传统文化形态、推动移动新媒体场景入口建设、开发核心文化资源,是助推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路径。[35]但也有学者考虑到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新媒体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新媒体所带来的“速食文化”容易使传统文化被肤浅解读。[36]

七、网络舆论研究

2017年,国内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论研究主要关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舆论研究本身的学术探讨;二是具体结合突发事件或热点话题,对不同平台的舆情信息传播进行分析;三是对于网络舆论力量的分析及其启示。

张志安、晏齐宏认为国内以往的新媒体与舆论研究多数以传播学视角为主,偏向于讨论媒介的不同形式对于舆论的影响,相对忽视了“舆论”本身,且未能将舆论置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他们提出,新媒体背景下的舆论研究应注重其研究的社会性意义,研究者需从历史观照和现实把握、场域联通和信息处理、议题建构和技术驱动等几方面着手,提升该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37]

此外,陈力丹强调了舆论研究中“表述准确”的重要性。他认为,大量有关舆情的文章讨论的“舆情”只是少部分人的网上意见,并非关于舆论的真实情况。对于舆论、舆情数量及其发生范围的准确估量,关系到对其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政策、策略的正确与否。若常把少数人意见视为“舆情”上报,易导致“舆情脆弱性”。因此要对舆论有科学而明确的认识才能把握其真实情况,得出与之相符的研究结论,相应措施才会稳妥、得当。[38]

也有多个学者借用爬虫、Matlab、Gephi等软件对“南海仲裁案”“九寨沟地震”等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信息传播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王晰巍等人通过Matlab软件对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相关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预警规律、演化模型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移动端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具有传播更快、更深、更广的特点,而运用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计算,可预测出网络舆情蔓延期时长、进入消散期时间,以及界定预警级别等,这对相关部门进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管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39]

当下,网络舆论生态走向多元化,学者们也将研究目光对准了网络舆论新生力量:一类是逐渐呈现出左右舆论、动员网民能力的“中间阶层”,一类是“公知”“自干五”“小粉红”这类“新意见群体”。对于“中间阶层”,单凌认为,他们缺少安全感、满足感,在公共事件中往往质疑执法机关、涉事企业,在舆论场上更像是“无组织的组织”。但总体来说,他们仍在政治协商框架内参与公共事务,其心态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执政党的拥护。[40]而对于“新意见群体”,何志平等人认为,从“忤逆”官方意见的“公知”,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干五”,再到只谈爱国的“小粉红”的演替现象,是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的外在呈现。由此,执政党要有“舆情自信”,鼓励不同舆论主体协同共建网络空间。[41]

八、小 结

2017年,新媒体往年的研究主题在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研究路径和特点。这一年,我国新媒体研究进一步关注于媒介融合、新媒体技术、政策及其治理等研究主题在新传播环境下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新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网络舆论是这年的三大研究重点。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媒介融合如何进入深度融合,还有将舆论置于更为宏大的视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会意义等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再有,与以往对新技术的广泛认可不同的是,学者们对于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有所警惕,批判性话语相对提升,学术研究趋于理性化发展。总体而言,2017年,我国新媒体研究对象涉及各个领域,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整体呈现出网状化、精细化的特点。但目前我国新媒体研究多聚集于新媒体传播实践层面,对理论研究仍显不足,学界应更加关注于理论研究,以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提供扎实的立足点,使新媒体研究趋向于平衡化发展。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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