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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又是地震、又是奧運，大災、大慟、大榮、大慶，全都趕一塊兒了，是舉國悲、舉國喜的一年。但人生往往並不是哪件特別的大事驚動了你，而是斷壁殘垣裡的幾個人，無名獎牌后的幾件事，一些廢墟上的火光，一些競技場角落的嘆息，一兩個讓你牽腸挂肚的人，反而能夠讓人沉靜下來，放下了很多事，忘記了很多事，也想通了很多事。
最好的事情是，我們又重新開始合作了。先是《面對面》，然后是《看見》。但這次，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有一些東西，從她身上長久地消失了。她不再像過去那麼咄咄逼人了，她開始重視“感受”多於“道理”，“體察”世間的矛盾多於“揭示”，“寬諒”人性的弱點多於“批判”。在採訪中，遇到採訪對象表達過於“洒狗血”，她會勸對方整理一下思路再說一遍﹔遇到採訪對象離席而去，她也不會把這當成是噱頭和勝利，反而會在節目中為人開解。她開玩笑說，姐姐我現在是“特別懂事學院，善解人意專業”畢業的了。
她也更不“在意”自己。作為公眾人物，她經常不化妝就上街，有時頭發隨便胡嚕下，帶個軟塌塌小寬邊的漁夫帽，穿得隨隨便便就敢出門，遇到粉絲合影留念也不以為意。
我慢慢明白，漸漸消失或變淡的那個東西，是一個“我”字。做《靜觀英倫》宣傳片時，她禁止我用一個特別好看的她在劍橋大學船頭托著頭晒太陽的鏡頭，因為“太作了”﹔她也反復叮囑攝像別給她太大的景別，因為“人物訪談別老用記者的特寫”﹔她的新書封面原本是“柴靜看見”四個漢字一般大，排成方塊狀，有一種厚實的穩定感。她看到后堅決反對，“我不要這樣排自己的名字，太喧賓奪主，太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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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在業務上出名的勇於自省，長期習慣自我“修理”。從心態到提問方式，到表情，到肢體語言。有時會在事后看自己提問場記的時候親手批注：“這個記者問這個問題也太二了吧。”“欸，以后再看到我採訪時表情過分，就拿個大牌子站那兒，寫‘自重’倆字。”
在我們做節目時，觀眾眾口難調。常常笑多一點，觀眾說你不端庄，嚴肅一點，觀眾又覺得你不親和。選題亦然，有的題材貪圖觀眾喜歡，操作簡易，大家都覺得手拿把攥，忍不住鬆懈，採訪也“出溜”，最終效果上只是個“完成”。播出之后，她便會開始自我檢討。我以為她是計較觀眾評價，就寬慰她說：“別太在意一兩期節目的反饋，喜愛你的，永喜愛你。”但她回答說：“我不是要被人喜愛，我要被人尊重。如果我想取悅誰，我就不能尊重自己。以后還是要做有智力含量的題。
在重要採訪的前夜，有壓力時，她容易對最親近的人發飆，但緊張和壓力釋放后，她又會在賓館裡，像個小姑娘一樣高高興興地哼唱：“結束了一天的功課，讓我們盡情歡樂。”
她從不諱言自己是“小暴脾氣”，片子編得出彩時，她會把你夸個花枝亂顫，不吝各種溢美之詞﹔編得糟糕時，她的臉色讓人不忍卒看。
她認為電視應該“精准利落，不悶不滯”，“不管是愛情還是工作，要打動人，‘准確’都是第一重要的”。她也經常呲我，指出我的弱點，但當她說得對時，就像你吃飯時打了一個嗝兒，蒙著頭憋著氣沒好意思說，但旁邊一玩的特熟的小朋友，猛的背后一巴掌，嘿，嗝兒就好了。
做電視，尤其是幕后工作者，確實是個熬人又辛苦的活兒。欄目組時常有人離開，我有時覺得沮喪，她安慰說：“目前的電視現狀，需要極大的承受力和熱愛才能扛住，不必遺憾，人需要‘恰如其分’地活著”。
我不曾見她抱怨，她像是一把有自動調弦功能的胡琴，你給我個調我就能拉，給我個曲我就抑揚，而且我絕不走音。有一天心情好了，她也自我揶揄道，“咱也沒有別的，就是耐勞、耐磨、耐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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